《复活》的文艺生态价值解析

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与其环境相互作用的科学。而生态批评以研究文学、文化与自然关系为课题,把生态与文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文学批评带来了一股新鲜活泼的自然之风。《复活》对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生态环境以及它们对人物思想、性格和行动等的影响的描述,为我们勾画出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二元矛盾的搏斗图,体现了较高的文艺生态价值。     

论隐藏于《复活》中的浪漫主义因素

《复活》的现实主义精神是不言而喻的,学者们在研究这一作品时,几乎都是从社会学的观点与现实主义的角度去揭示其本质。但如果我们从浪漫主义的艺术视角对《复活》进行解读与观照,可以发现其中亦充满了浓厚的浪漫主义精神：理想的浪漫主义精神,强烈的主观性和浓厚的抒情色彩。     

红尘中的痛殇与救赎——评白玛娜珍的小说创作

白玛娜珍是当代西藏文坛重要的女作家,她的小说《拉萨红尘》和《复活的度母》从女性视域出发,对现代高原女性的生存困境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和探索,作品深入人物的内心,不仅写了欲望,还写了精神,写了有追求的灵魂.如何使女性获得自由的天空,如何使女性从苍白的内心生活中走出,白玛娜珍以其细腻的笔触为我们提供了对现代高原女性命运的深沉思考.     

《复活》中的基督教婚姻伦理

托尔斯泰在长篇小说《复活》中明确表达了基督教婚姻伦理观。他通过聂赫留朵夫向玛丝洛娃求婚的过程,通过俄罗斯上流社会婚姻关系的混乱和下层劳动者在婚姻关系中的真诚、奉献和爱的情感,表现了基督教的婚姻伦理突出体现的是奉献、自我牺牲和爱上帝。它作为基督教道德伦理的具体体现,对人性的提升、社会的和谐均具有重要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的启蒙精神之限度

启蒙精神和宗教信仰决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的写作。在《白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肯定理性精神,否定违反自然律的肉身复活的基督教信仰;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基本的情感形式来自基督教信仰。梅什金公爵是一位苦弱的、品德高尚的人,原型明显来自耶稣基督。梅什金公爵持有的是一种弱小者的哲学,他对人性的恶充满理解和怜悯。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他提出了社会公义的问题。     

多种话语纠缠的历史重构——巴人长篇小说《莽秀才造反记》的另一种解读

《莽秀才造反记》的故事原型和四次起稿的时间关节,显示出其写作过程与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深刻联系,其中既包含着故事原型所特有的近代文学话语,也体现五四文学话语、左翼文学话语和当代集体主义政治性文学话语。通过多种话语的纠缠,巴人完成了对王锡彤造反事件的历史重构,体现出深刻的历史内涵和复杂的话语形态。《莽秀才造反记》是最能体现中国现代社会和新文学进程的典型文本之一。     

复活的身体美学：耶稣基督的丑与美

钉十字架的耶稣完成了赎罪祭,按照古老的传统,祭仪中的主角总是丑陋的,这也正是耶稣在受难中的形象,只不过一般人看到的是喜剧中的“丑角”,而基督徒看到的却是甘当人世丑恶的“圣子”。在基督教语境中,耶稣死而复活,终祛除了丑陋,实现了美的转换。耶稣复活是肉身的复活,从而打破了人神之间的界限,在美学史上第一次肯定了人的身体可以像神一样完美。     

末世论和复活:后苏联文学与俄国东正教

后苏联文学和苏联文学有很多不同,其中最明显的标志之一是随着在国家法律上的合法化,东正教大量进入了文学创作,不仅成为文学叙述的常见内容,更成为文学家理解俄罗斯问题的思想资源。这种情形成就了后苏联文学特色:末世论成为解释俄国历史问题的方法;弥赛亚成为重新叙述苏联问题的有效途径;复活被用来认识认知后苏联俄国问题的重要观念。     

西方文学中的爱与死

西方文学既揭示了爱情背后总是隐藏着死亡阴影的这一事实,同时往往用爱作为武器来战胜死亡.而受到基督教精神浸润的文学作品则更为强调要践行基督教的爱上帝和爱人如己的诫命,如此,才能与基督同死同活,在挚爱中得到救赎.     

试论北村的苦难意识及其书写——兼与托尔斯泰比较

北村的苦难意识形成于意义匮乏的当代社会现状和他忱于哲思的个性,表现的是个体生命的精神苦难,它的核心是人文精神;北村小说强调的是形而上的苦难形式和虚幻的精神救赎,具有某种主题先行的说教和传道色彩。托尔斯泰的苦难意识形成于俄国19世纪的黑暗现实和他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思想,受苦的主体是广大的下层人民,它的核心是人道精神;托氏小说展现的则是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及不同的精神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