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人格的审美悖论

作为士人的阮籍志在追求人生的内在超越,而内在超越的终极目标是君子人格。在魏晋交替之际,阮籍的这种追求既不被统治者认可,也不被"礼法之士"认同,但是阮籍不为所动,在行为上坚持遵守礼法,在文赋中反驳礼法,在诗作中流露出追求得不到的苦闷与无奈,这些又都体现在其矜持与放逸的外在风格之上。在一个不清明的时代,阮籍保持了一个士人真诚的个性。     

论阮籍《咏怀》诗的悲剧意识

阮籍的《咏怀》诗含蓄而隐晦,但其间所流露出来的悲剧意识是显而易见的。阮籍身处魏晋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时代的因素及个体意识的觉醒使他的人生悲剧意识带上了政治悲剧意识与生命悲剧意识的双重色彩,并且明显具有从屈原的政治悲剧意识转向苏武的生命悲剧意识的过渡性特征。     

从“先王之乐”到“寂寞无听”——浅谈阮籍音乐美学思想的转变

魏晋之际混乱血腥的政治环境造成"名士少有全者".阮籍的音乐美学思想随着他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变化而变化.以"高平陵事件"为代表的政治事件粉碎了阮籍来自于"儒家"根深蒂固的入世理想,并极大地影响到他音乐美学思想的价值取向:由"儒家"转变为"道家".     

阮籍的悲情性格与其文学风格

阮籍生活在混乱黑暗的魏晋时代,自身和社会的因素造就了他的悲情性格,表现在日常行为上为佯狂、酣醉、至慎、谈玄。阮籍的悲情性格深深地影响了其文学风格,文学创作表现出悲凉压抑、飘逸高远、含蓄幽深的风格特征。     

阮籍五言《咏怀诗》张力的语义学分析

《咏怀诗》的研究者和诠释者,多把其充满张力,难以索解的特点归结于当时的社会原因。而笔者通过文本的阅读和分析,逐渐认识到,是阮籍那种音逸调远的文学语言,使《咏怀诗》获得了空前的张力。本文主要从语义学的角度对此进行探讨。本文认为在阮籍的《咏怀诗》中,词语的联想意义使其获得了“意在言外”的效果,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从而使《咏怀诗》充满张力     

生命焦虑与诗性重构——读解阮籍诗文中的时间之思

在阮籍的诗作中．对时间的体验和反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内容。其对生命的迁逝感并不是源自一般的行乐思想和功业意识，而是表现为对时间流逝本身的焦虑与恐惧。诗人试图以一种诗性的想象超越现实时间之网的缧绁，回到时间发生之前的原始混沌，重建理想的时间秩序，并藉此释解生命的焦虑与困惑。     

飞鸟意象与阮籍的多重人格

阮籍的《咏怀诗》历来被誉为"旷代绝作",同时也是绝对的难解之作,"百代之下,难以情测"。而飞鸟则是《咏怀诗》中最重要的诗歌意象,它们是阮籍主体人格的诗性外化,各种飞鸟意象体现着阮籍隐晦难测的内心世界。     

论阮籍的庄学思想

以阮籍为首的竹林名士在魏晋之际开启了读庄的风潮,这既是那个时代险恶政治环境所致,更是东汉以降学术思想大势之所趋。但阮籍的庄学思想并未超出《庄子·齐物论》的范围,而且理解上还混杂着汉代气化论的思维方式。他以“万物一体”为中心命题,把宇宙理解成一个混沌整体,认为人生应该齐生死是非乃至万物。阮籍对庄学的贡献主要在对庄子思想的传播上,尤其是他对庄子思想的身体力行在士大夫阶层中影响很大,形成“放达”的社会风潮。     

易代之际的悲愤与自责——阮籍《首阳山赋》发微

阮籍《首阳山赋》的关键在于批评伯夷、叔齐的二段文字,文章根据有关史料及阮籍相关作品,认为这段文字表面上是批评伯夷、叔齐,实际上是阮籍表达强烈的悲愤和深刻的自责。阮籍在司马师废魏帝曹芳、立高贵乡公时被加官晋爵,不得已与司马氏合作,他身前身后的名声可能受到污损,因此才发此愤激之言自责。此赋反映了阮籍在魏晋易代之际反对司马氏的政治态度。     

试论阮籍、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美学意蕴

阮籍、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不仅是其玄学思想的体现,而且也是其美学思想的理论基石,蕴含有独特的美学内容：人情纯真美、外表风神美和空灵飘逸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