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部门信用风险溢价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因子

近年来，中国企业部门债务风险不断暴露，其是否会引发系统性信用危机正成为焦点。本文着眼于中国企业部门信用风险累积与暴露背后的宏观经济现实，在简约模型中引入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将经济冲击区分为总供给冲击、总需求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以此研究各宏观经济因子对中国企业部门信用风险溢价期限结构的影响特征，从而揭示中国企业部门信用风险定价的宏观经济机理。本文发现，正向的总供给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有助于降低中国企业部门信用风险溢价，但正向的总需求冲击则会推高中国企业部门信用风险溢价，自2011年以来持续处于高位水平的信用风险溢价的主要根源正是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所带来的扩张性总需求，因此欲从根本上降低中国企业部门信用风险水平，应紧缩社会总需求，并通过制度改革和结构调整，改善社会总供给。     

中国自然利率的测算——基于SVAR方法

本文首先利用SVAR模型估计我国的自然利率水平,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实际利率缺口,然后对实际利率缺口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我国实际利率长期低于自然利率;实际利率缺口与通货膨胀率负相关,实际利率缺口变大,通货膨胀率变小,反之则相反。分析表明,实际利率缺口作为宏观经济的重要指标能够反映通货膨胀的变化,利率政策制定部门应把实际利率缺口纳入到政策工具中。     

我国大米产业波动的来源及冲击路径

通过采用修正后的两变量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我国大米产业波动来源,并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供求冲击对大米价格和产出的传导路径。结果发现:大米产业70%的价格波动来源于供给冲击的作用;短期内供给冲击占据产出波动的主导地位,而长期内需求冲击解释54%左右的价格波动;总体而言,供给冲击在中国大米价格波动中具有主导作用。因此,政府应对大米产业波动及时调控,防止由于政策调控的滞后效应,导致价格与产出波动放大的结果。     

发展中大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规模效应的分析

近年来,发展中大国在其宏观经济诸多方面均表现出强劲的上升趋势。该发展浪潮往往被归因于规模效应——凭借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聚集经济效应等导致了生产率的提高。通过将金融发展的特征嵌入到已有的增长和规模效应理论中,可以检验发展中大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其产出、投资、贸易以及金融之间的相互关联效应,从而把握发展中大国的总体发展趋势。在金融危机发生时,经济刺激政策更应该倾向于贸易和投资领域,而不是金融领域,也就是说,在发展中大国,金融发展对经济的刺激作用非常明显地低于贸易和投资两个最重要的实体经济领域。     

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之解析:1999～2008

货币政策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经济政策形式.文章根据构建的5个变量的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1999～2008年的月度数据对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行了经验研究,对货币供应量(M2)、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信贷规模等三种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M2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显著的长期相关关系;货币变量与实际产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短期相关性.我们认为货币供应量已不宜作为当前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利率作为中介目标更符合中国客观实际.     

外汇占款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影响的实证研究

 经济对外开放度的提高会使一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面临挑战,那么这种影响机制是通过何种方式发生的呢？又是如何传导的呢？本文以货币政策信贷观的银行贷款渠道为理论基础,定量解析了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外汇占款对其调控效果的影响。文章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在国内首次构建了一个SVAR模型并通过约束识别了其中外汇占款的结构冲击,进而定量解析了外汇占款从货币到信贷这一传导环节对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程度,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均表明外汇占款的增加在长期内对基础货币、广义货币和金融机构贷款有扩张效应,且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对基础货币余额的弹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外汇占款引致的。这表明,由于存在三元悖论,开放条件下我国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较大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受到因外部经济失衡所导致的外汇占款的影响,因此,货币政策的实施应当充分关注外汇占款的扩张性效应,并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The impact of fiscal shocks on real GDP and income inequality: What do Australian data sa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hree fiscal policy shocks on per capita real GDP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Australia during the period 1965–2014. A small structural vector autoregressive (SVAR) model is constructed for an open economy for contemporaneous identification and estimation purposes. Based on the evidence of one cointegrating vector among the variables, a structural vector error correction (SVEC) model is specified for the long run. Direct taxation, indirect taxation receipts and government spending are identified as permanent fiscal policy shocks. The convergent use of two different models (SVAR & SVEC) strengthens the credibility of the results. The results have three key policy implications. First, a reduction in direct taxation receipts increases per capita real GDP without increasing income inequality. Second, a reduction in government expenditu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income inequality. Third, the adverse effect of indirect taxation receipts on income inequality is greater than the redistributive effect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which questions the widely held fiscal policy strategy of using indirect taxation to finance redistributive expenditure.     

人民币升值的宏观经济影响

 针对我国汇率和利率制度的特殊安排,本文首先建立一般均衡理论模型以体现我国特定的经济结构。我们证明,在外生变量的约束下,我国存在一个产出、价格、货币供给、出口和进口相互作用的一般均衡系统。然后本文以理论模型作为指导,建立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以估计系统的动态调节特征。最后通过脉冲响应分析,我们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宏观经济的动态影响。结论是：升值对国际贸易的作用过程呈现“J曲线”效应;升值减少了内生货币发行并确有助于抑制价格水平;升值在短期内降低了总产出,但长期内则稍有助于产出增长;升值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和持久性。本文还阐述了升值动态作用的经济学机理,并据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财政农业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研究

我国财政农业支出包括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和其他支出．利用1978～2010年的财政支农数据,分析了我国财政支农的现状并在建立结构式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运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方差分解考察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各类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动态相关性。研究结论表明：各项财政农业支出在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中的贡献度和影响力有着显著差异,并且存在着一定的作用时滞;中国财政各项农业支出中支农支出在财政农业总支出中的平均比重为66．7％,而其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方差贡献率却仅为12．3％,中国财政各项农业支出中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在财政农业总支出中的平均比重虽然仅为0．9％,但其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方差贡献率却达到了20．6％。最后提出建议：政府应特别加强对中国财政农业支出中支农支出部分的资金监管力度,进一步完善相关机制进而提升对这部分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另外,在中国财政农业支出总额一定的情况下,政府应尽快对我国财政的农业支出结构进行调整,适当减小财政农业支出中支农支出的投入比例,增大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投入比例。     

中国货币政策产业非均衡效应实证研究

 本文采集中国1999—2011年季度数据,构建由不同产业GDP、外汇储备、CPI、不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组成的四元SVAR模型系列,测算出不同货币政策冲击对不同产业的具体效应。结果发现：（1）综合渠道冲击的作用力度最大,时滞最短;信贷渠道冲击的作用力度和时滞适中;利率渠道冲击的作用力度最小,时滞最长。（2）在信贷传导渠道乃至综合传导渠道中,第二产业的反应力度最大,第一产业次之,第三产业最小;而在利率传导渠道中,第二产业的反应力度最大,第三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小。（3）不同产业对不同货币政策冲击反应时滞的长短差别较为一致。第三产业最短,第二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长。上述结论对相关政策操作和管理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