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出土梵语戏剧残叶跋

20世纪90年代中在阿富汗出土了一叶梵语戏剧残片。本文介绍了哈特曼教授对该残片的转写与英译,并结合汉译佛经中与印度古代戏剧表演相关的史料,为中印（或梵汉）戏剧关系史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     

抗日文学光环掩盖下的文革

何顿的抗日题材长篇小说《来生再见》,其写作的重心不在抗日,而在文革;作家关注的不是历史,而是普通人在极端政治条件下人性的挣扎。生存环境险恶严酷的抗战时期,主人公黄抗日能够应用自己的生存哲学虎口脱身,回到家中安静地生活;但在文革的政治环境下,他却被逼得装疯、吃屎,家破人亡,生活、人格肢解得体无完肤。作品通过这种对比竖起了一座文革无字碑,形成对文革无言的控诉。     

简论梵学研究与西藏的梵文文献

梵学起源于古印度,流行于南亚及世界各地。梵藏翻译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作为民族文化交流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梵藏翻译活动,对藏族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哲学思想及社会文化各个层面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西藏种类繁多的梵文文献是藏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章通过梵藏文献史料探讨海内外梵学研究史迹,简要分析、论述拉丁转写梵文与藏文撰写梵文之间的特点和异同,说明梵文文献研究最早起始于我国内地和西藏,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共同进步的一种力量。     

中印古典戏剧叙事对话点滴

近至世界史中古时期才成熟的中国戏剧（戏曲）,无可避免地受到域外一些戏剧艺术因素的影响。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印度古典戏剧（梵剧）对中国戏剧发展过程的影响问题。梵剧对中国戏剧发展存在＂点点滴滴＂的影响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但是其中的影响、接受或变形等因素目前尚未得到具体而系统的分析和总结。本文通过对傀儡戏等戏剧造型艺术,对歌、舞、音乐等戏剧要素,以及戏剧叙事文体（剧本）等问题的系统考证,从宏观到微观层面对梵剧对中国戏剧发展的影响问题进行探讨和阐发。     

中国古代注音法“反切”的中印文化渊源

追溯中国汉语语音研究的历史,汉末反切的发明是其肇端。对于反切之起源问题的考释,当将研究视角定位在对音节两分的审音能力的形成——反切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域。在字母、四声、韵书还没有出现之时,作为用两个字为一个字注音的方法的反切首先出现,它不完全是土生土长的产物,也不完全是来自西域梵语,而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产物。本土音节分析能力的积淀,是反切产生的内在因素、产生的沃土;伴随佛教而来的梵文拼音原理的传入,是反切产生的契机。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之下,产生了在中国运用时间达近两千年之久的反切。     

《老残游记》清官批判思想之探源

刘鹗自称 :历来小说“有揭清官之恶者 ,自《老残游记》始”。其实 ,《老残游记》对清宫的批判 ,一源于司马迁《史记》以及历代史书中的《酷吏传》 ,一源于李贽评点杨慎《党籍碑》之文章。李贽“君子而误国”、“清官之害大”的思想 ,以及对程朱理学的非议 ,对《老残游记》影响最为显著。     

北京大学校园内植树碑考证

在北京大学未名湖旁有两块植树碑,一块是清朝乾隆皇帝丁未年（1788）所立,一块是民国十一年（1922）燕京大学教育系壬戌班所立,本文对这两块碑的碑文进行了考证。     

从词汇角度看《大比丘三千威仪》的翻译年代

《大比丘三千威仪》,旧题“后汉安世高译”,一些学者也把它当作东汉语料来使用,颇值得商榷。从词汇角度考察,《大比丘三千威仪》中“阿闭梨”、“布萨”、“捷椎”、“檀越”、“维那”等佛经译名以及“橙”、“抖擞”、“猛利”、“某甲”、“爬”、“绳床”、“食堂”、“下”、“执作”等普通词语最早见于两晋时译经,未见于东汉三国可靠译经,而部分普通词语亦始见于晋代（或者更晚）中土文献,可见该经中明显存在着具有两晋时代特色的词汇,因而这部经书不可能是东汉译经,其翻译年代不会早于西晋甚至是东晋。     

碑刻文献研究的历程

碑刻文献研究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其研究形式多样、研究成果丰硕。出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碑刻文献研究的历程应该清理,研究的成果值得检讨,研究的成功经验和存在的缺陷需要总结。《碑刻文献论著叙录》系统清理了碑刻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发展脉络,揭示了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为学界整理、研究碑刻文献以及利用碑刻文献进行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资料线索、丰富的学术信息和具体的研究方法,必将有效拓展碑刻文献研究的领域,把碑刻文献研究引向深入。     

范仲淹神道碑公案考述

《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是《欧阳文忠公集》中的一桩公案,案情牵涉范仲淹、吕夷简、欧阳修、富弼、范纯仁等历史名人,甚至引发后世朱熹与周必大之间的一场热烈讨论。在欧阳修撰作《范公神道碑》的过程中,反映了范仲淹与吕夷简的晚年交际,显现出前修先贤处世为人的品格和有宋一代世风士气的淳美,更体现了一代文宗欧阳修写作态度的严肃认真、精益求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