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意恩仇：《聊斋志异》果报故事的审美情感及特征

《聊斋志异》一书快意恩仇。蒲松龄借因果报应之说而转换了其实际内容，其因果报应篇章的审美情感和特征主要表现为：报应内容的社会化和道德化，行为主体的动机化和情感化，小说叙述的艺术化和个性化。其主调是与《聊斋》文奇义正、寄托遥深的整体精神相契合的。     

RESEARCHING RELATIONSHIPS FROM AN ATTACHMENT PERSPECTIVE: THE USE OF BEHAVIOURAL,INTERVIEW, SELF‐REPORT AND PROJECTIVE MEASURES

Having demonstrated its credentials as one of the more elegant and robust conceptualisations of human relationships, attachment theory has considerable relevance to social work. Attachment‐based research has flourished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and it now includes an impressive array of studies across the lifespan. This article considers four different measures used in attachment‐based research, although more discussion is devoted to interview and projective measures because they specifically embrace a psychodynamic approach in their design and analytic focus. The aim of the article is to provide a brief overview of each measure and to offer some illustrative examples using practice‐related material.     

非传统权力的扩张:软权力与结构性权力--约瑟夫·奈与斯特兰奇权力观的比较

权力论是国际关系学研究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苏姗·斯特兰奇和约瑟夫·奈基于自己的研究,分别提出了软权力和结构性权力.约瑟夫·奈认为,"软权力"与"硬权力"是相对的,是一种"通过让他人做他人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获得预期结果的能力".苏姗·斯特兰奇则把权力分为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她强调结构性权力是一种权力拥有者能够改变其他人面临的选择范围,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的能力.两种权力观均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日趋加强的今天,这种非传统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将越来越突出,形成非传统权力的扩张.如何更好的利用这些非传统权力,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问题.     

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分析《化身博士》中的人格分裂

英国作家史蒂文森的代表作《化身博士》描写了一个人格分裂的博士的故事,背后隐藏的缘由可以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加以分析。通过这种分析,可以帮助现代人了解人格的构成和特性,帮助现代人培养完美的人格。     

纪昀批评蒲松龄述评

乾隆时期，在《聊斋志异》风行百余年后，《四库全书》总纂纪昀不仅抛出了自己的文言小说《阅微草堂笔记》五种，而且从小说理论上批评《聊斋》者流的创作，遭到了蒲松龄追随者针锋相对的回击，形成中国文言小说流派争鸣。争鸣集中在文言小说创作的方法理论、文言小说的风格理论及文言小说的社会功能三个方面。     

蒙古族文化对民间怪孩子故事形态的影响

蒙古族民间怪孩子型故事非常多,最为丰富的应属神力儿、蛤蟆儿和拇指儿三种类型,其独特的文化特性表现为：动物崇拜、尚力美学追求和神秘宗教色彩。对这些文化特性进行研究,一方面可以丰富世界民间怪孩子型故事的整体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比较研究中发现民族与地域对于怪孩子故事传播的影响。     

聊斋公案小说的进步倾向和艺术特色

《聊斋志异》是清初文学巨匠蒲松龄倾毕生心血写成的 “孤愤之书”, 其中颇有几篇以案例为题材主体的公案小说佳作, 如脍炙人口的 《胭脂》、《冤狱》、《诗谳》等。评析这些作品思想上的进步倾向和艺术上的独特成就, 对于领略古代执法者 “仁爱为本”、“实心为政”的治狱思想, 汲取他们在具体办案中的经验教训, 促进法制文学的昌盛繁茂, 探讨法律文化与社会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 或许都是有所裨益的     

《聊斋志异》与《人间喜剧》商人形象之比较研究

《聊斋志异》与《人间喜剧》中的商人,有共性亦有差别。诸如精明、实干、智慧、贪婪,这是商人的群体共同形象,也正因为如此,蒲松龄笔下的商人形象与巴尔扎克所写的商人形象有汇合点;又由于这些商人形象植根于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两者的商人形象亦各有千秋。     

异类有情 尚堪晤对——《聊斋志异》动物描写摭谈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和文言小说中有关动物的描写,在题材、主题、创作模式方面都为蒲松龄塑造动物形象提供了有益借鉴。蒲松龄因感慨世情之薄,在《聊斋志异》中创作了大量以动物为题材的作品,对动物主题进行了拓展、深入,塑造了一批重报恩、重然诺、重情义的动物形象,赋予了他笔下的许多动物以美好的人性,并借此表达"异类有情,尚堪晤对"的主题思想,以此来宣泄孤愤、痛斥邪恶、儆世劝善、寄托理想,讽刺现实社会中的那些"人面兽心"者,对人性进行思考。     

小说史上的“柯尔律治之花”

博尔赫斯通过分析西方的小说作品,总结出柯尔律治之花这一文学传统。类似的传统在中国小说史上也赫然存在,从班固的《汉武故事》到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白于玉》到曹雪芹的《红楼梦》,绵绵不绝终至发扬光大。仙桃核、樱桃核、金钏、宝玉、仙药、青鸟等,都是中国小说史中屡见不鲜的灼灼红花。分析这一现象,有助于明了中国文学大背景上的小传统,有助于透视中国作家代代相传、薪火永继的精神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