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论视域中的理性观念

启蒙以来,理性被逐渐看作是自立的纯粹理性,与传统的终极实体观念分离。而从生存论角度来看,理性更多地体现为处境中人的一种反观能力,这种能力使人的生存更为秩序化。以这个方式理解理性,就可以在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中重建理性与终极实体的关系,即理性并不是自立的,而是有其被生发或开启的前提。它发生在对终极实体的开放状态中,而这才是启蒙的本来含义。     

近现代中国人观念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启示

近现代中国,观念现代化经历了鸦片战争以后的三次思想解放和启蒙阶段,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深化阶段。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休谟与启蒙运动——基于《人性论》引言的思想史考察

当前对休谟的研究常把他和启蒙运动相隔裂.通过对休谟代表性著作《人性论》引言的分析,可以发现他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共享认识世界的“力学模式”和实验方法,都试图将当时在英格兰兴起的“自然哲学”应用于人类境况,都致力于用对人类生活有用的经验研究所产生的新理论代替传统形而上学.同时,休谟对经验主义方法自身的局限有着更为健全的认识,主张在经验和可观察现象范围内的实验方法.这一认识在我们反思启蒙时极富价值.     

现代文学的“游子还乡”题材

现代文学中“游子还乡”模式演变 ,由传统的大团圆嬗变为归乡再度离乡。归乡源于知识分子的启蒙冲动 ,再度离乡则因其未能达到民众的官财双重价值标准。知识分子主体性在乡间无法确立 ,启蒙价值难以实现 ,不得不再度离乡 ,在寻找中保持其独特性     

国外学术界对残疾文化的多元化解读及启示

残疾文化是西方残疾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对近几十年来西方残疾文化研究的脉络进行了梳理,认为在西方的研究语境中,残疾文化的实质内涵是“残疾文化荣誉感”,具有“独立”“公正”与“互助”的基本意义,是一系列社会思想、社会习惯、群体特征的代际传递。西方残疾文化研究具有内涵导向、结构导向、功能导向、前瞻导向共四种研究方向,相关研究成果对我国的残疾人工作、残疾研究所具有的启示性意义,体现在辨析、整合与价值三大层面。     

国际官方统计的新发展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会议是国际统计界的盛会,集中反映全球官方统计的最新成果和进展。本文对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第50届会议最主要的若干问题,包括《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数据和指标、官方统计基本原则、国家质量保证框架、官方统计使用大数据、国民账户体系、统计用途商业登记册、价格统计、住户调查、国际比较方案等领域的新发展进行了概述,从4个方面提出了国际官方统计的新发展对中国政府统计工作的启示。     

对阿多诺、霍克海默启蒙批判的几点反思

“启蒙辩证法”构成阿多诺、霍克海默启蒙批判的核心内容,尽管有其深刻与独到之处,但他们把对理性的局限性的批判变成了对理性的绝对批判。对启蒙的批判早在启蒙时代即已开始,哈曼与雅各比对启蒙运动的哲学基础的怀疑所显出来的思想深度并不亚于“启蒙辩证法”; 启蒙理性并不完全等于神话,它还具有“综合—分析”的方法论优势,这种优势导致霍布斯与孟德斯鸠的政治自由主义;启蒙理性也并不必然导致工具理性,对工具理性背后的科学主义、资本主义工商逻辑的批判如果依托一个混沌不明的价值立场,将无法预言与建构未来。     

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问题及缘起

实用理性的僭妄和非理性思潮的泛起,造成当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定程度上的空心化和边缘化。具体而言,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问题的生成,是感性实证认知方式、市场经济负面影响、西方社会思潮误导、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机制滞后等原因所致。以政治意识形态功能为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兼具人文精神批判与重建的文化启蒙向度。     

启蒙主义与十八世纪英国文学

英国18世纪的社会文化生活与启蒙主义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8世纪前半期,以启蒙主义理性为核心的新古典主义思潮统治英国文坛,并促成了散文的兴盛和小说的兴起。诗歌的创作也呈现出散文化的特点。到了18世纪后半期,新古典主义思潮开始衰落,感伤主义开始流行,英国文学中也出现了感伤主义诗歌、哥特式小说等文学样式。     

Enlightenment and Its Fortunes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Abstract

The central concept of Western Enlightenment is scientific reason. It catalyze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ty, but itself contains a series of paradoxes: between “ought” and “is,” between necessity and freedom, between universality and historicity, and so on. The impact of Enlightenment reason on China was negative in that it generated a superstitious belief in the omnipotence of scientific method and in Western experience and political principles. Consequently, Chinese liberals were unable to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 Western culture and traditional local cultur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deals of Enlightenment modernity and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s of real-life politics. At the same time, they were unable to identify the rational and non-rational elements in Western modernity or to develop what was useful and discard what was not. The real value of the Enlightenment lies in its spirit of reflective criticism. It is, therefore, an unfinished business in terms of eliminating superstition and dog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