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贸易壁垒与我国纺织品出口对策

在纺织品服装领域存在四种绿色贸易壁垒——国际环境管理体系系列标准、生态纺织品认证标准、绿色标志制度、绿色法规，对我国入世后纺织品、服装出口具有重要影响，我国政府和企业应采取的对策是提高环保意识、发展企业的绿色生产、加强环保法规和标准建设、加强绿色纺织品的科研与开展等。     

纺织品进口配额的取消与中国面临挑战的思考

面对2005年纺织品进口配额的取消,WTO成员各有思考,无论是处于成本相对劣势的发达国家,还是处于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纺织品的出口潜力都特别忧虑。实际上,中国的出口环境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只要配额取消就可以长驱直入各国市场,因为各国对自己市场的保护措施是多方面的。中国要转变出口追求标准,即从单纯的追求创汇总额向追求出口利润或净利益转变。为此,在对外贸易政策方面要追求企业和国家高效益,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有效地组织产品生产,形成本国企业对特定产品市场的垄断,以便靠价格控制,而不是数量激增获得最大限度的出口收益。     

华商纱厂联合会成立与民初关税会议

初创于1917年3月的华商纱厂联合会是一个以上海为基地的全国性民族资本棉纺织业行业组织,亦是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行业公会之一。它在民初的缘起和建立与关税问题直接有关。在筹建过程中,围绕要不要建立同业组织和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两大问题发生了多次争议。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同业组织,实际上就是形塑一种什么样的外部(特别是与政府)社会关系。     

“大分流”的文化成因说评析

美国学者格里高利·克拉克把工业革命后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崛起,和中国等亚非国家的持续落后所形成的所谓大分流,归因于所谓文化因素,即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决定了各国劳动者的劳动态度和企业管理水平,而劳动态度和管理水平则决定了劳动效率,从而决定了各国经济的不同走向和发展水平。他在进行中国和英美比较时使用了1910年棉纺织业劳动力使用效率作为证据。事实上,他把机器棉纺织工业刚起步不久的中国与工业革命已开展100多年的英美作静态比较,并得出文化差异的结论,是不合理的。在1910年以后的二三十年中,中国机器棉纺织业劳动力使用效率有明显的提升,提升的原因有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管理人员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工人职业培训的加强、工人自治制度的实施等;但负面的制约因素持续存在,如货币和经济的大幅波动、社会和政治局势的动荡、国民教育水平提升缓慢、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建立等。这些有待于国家的全面转型。这些正面和负面的因素说明:随着企业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改进,劳动效率就会不断提高。文化差异并不妨碍制度改进。大分流的文化成因说很难成立。     

纵向一体化：近代中国后发小资本进人棉纺织业的成功战略——以大成纺织印染集团为例

错过了“黄金时代”的部分后发小资本通过纵向一体化战略成功进入高壁垒的棉纺织业,并逐步发展成为中型企业集团。大成纺织印染集团,以棉织生产为战略突破口,抓住机器印染业方兴的趋势,先前向一体化印染生产,再后向一体化纺纱生产。这一战略给大成带来了节省交易成本、稳定交易关系、防御竞争对手的优效作用。其成功案例为后发小资本进入高壁垒行业提供了借鉴。     

纺织品的甲醛问题及其控制

本文主要通过纺织品甲醛含量测定实验——水萃取法分析说明了其释放机理为自由释放、阻隔性释放和化学性释放三方面,以及影响纺织品甲醛释放的因素:甲醛与纤维的吸附与解吸、湿度、织物组织结构等;并对影响纺织品甲醛含量测试结果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国内外关于纺织品甲醛控制的措施.     

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筹建及其向盛宣怀抵押借款

文章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筹建着手,主要论述在彭汝琮主持上海机器织布局筹建期间,由于资金困难,织布局于1879年向盛宣怀抵押贷款,试图以此推动筹建工作的进展。但是由于贷款事件本身的复杂性,使得这次借款不仅未能达到推进织布局建设的目的,反而加速了彭汝琮筹办活动的破产。通过对这一事件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在彭汝琮主持织布局筹建过程中所遇见的资金困难究竞是源自于资金本身的不足,抑或源自早期中国金融体制的不完善、早期洋务企业经理人员本身素质的不足。     

模糊数学在纺织工程中的应用

论述了在纺织工程中引入模糊数学的重要性,并就模糊数学在纺织生产中某些方面的应用作了探讨.纺织生产过程的不确定性使得模糊数学在纺织中应用前景非常广阔.     

室内纺织品与室内环境

室内纺织品的设计应适应环境意识 ,从环境意识观点分析 ,这种多层次、多形态、多学科环境中的室内纺织品 ,必须具备整体性和优化性 ,使环境具有其它意义 ,从而改善生活环境的品质。     

论近代湖北纺织四局的经费筹措与管理

近代张之洞在督府武昌创办了湖北布、纱、丝、麻四局,规模宏大,体系完备,在当时堪称创举.国家时处内忧外患,张之洞筹措巨额资金,实属不易,经费管理的混乱使企业的发展深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