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宫秋》：在历史叙事上的创造与延伸

昭君故事的史传书写、民间传说和文人歌咏构成了昭君故事的“历史叙事”。马致远创作《汉宫秋》的时候,对“历史叙事”有吸收,有改造,作了大胆的超越。但他的超越不是随意的,而是从现实的时代要求出发,抓住古与今的契合点,使之既符合艺术规律,又实现借古讽今的目的,成为一部富有现实意义的历史悲剧。这一改编的成功给现今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和改编以很好的启示。     

论王重民对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贡献

在20世纪中国敦煌学的研究发展进程中,王重民对敦煌典籍的寻访、辑轶和研究整理、书目编制等工作为后来该学科的“中国化”提供了全面而系统的史料;尤其在敦煌文献整理与具体学科相结合方面,他的诸多研究方法至今仍具有启示性价值。     

湖南“二王”与近代湖南书院改制

王闿运与王先谦在近代史上并称湖南“二王,”他们都与湖南书院改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王闿运不认同西式学堂教育,主张在传统书院教育体制之内改善书院教育,船山书院在其主掌之下至1915年方改为学堂;王先谦接受了西式学堂体制,但其坚守学堂不能离“道”而行,在湖南书院改制中呈现出双重趋向。“二王”与湖南书院改制的关系,透射出传统型知识分子在晚清变局中的复杂心态。     

试析钱谦益对胡应麟的评价

明朝后期的胡应麟在文学理论及治学方面颇有建树。钱谦益站在贬斥文学复古思潮的立场上对他的评价有失客观和公允。因为 :1.胡应麟和王世贞的交往实以王世贞对胡氏才学的赏识为前提 ;2 .《诗薮》虽有附会《艺苑卮言》之处 ,但多卓识独见 ,不失为一部自成体系的诗话力作 ;3.应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胡应麟对明诗的有关论述。     

《〈红楼梦〉评论》中的小说批评方法

王国维在小说批评方面的代表作是《〈红楼梦〉评论》。其中运用的进化的文学史、严格的逻辑推理、艺术的审美理论为近代小说批评方法提供了借鉴     

王船山的《中庸》首章诠释及其思想

以《中庸》为个案 ,从宋明道学的视野来观察船山的《四书》诠释。可以认为 :船山读《中庸》说 ,其中以未发说和戒慎说为其核心。船山有关《中庸》的讲法 ,可以说是“接着”程朱讲的 ,但不是“照着”程朱讲的 ;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程朱学派 ,但受到程朱学派的较大影响。船山虽然并不承认自己为程朱学派的一员 ,但顺承程朱《中庸》解说的脉络 ,延续程朱《中庸》诠释的问题性 ,吸取程朱许多的理学观念和诠释学资源 ,同时又针对朱子本人及朱门后学的论点而提出自己的诠释主张。船山的《中庸》解释是明清之际儒学经典诠释的一部分     

论明代中后期“吴风”“楚调”之嬗替

明代中后期王世贞主盟文坛,其长期在吴中弇园家居,接纳四方文友,相互诗文唱和,吴中成为当时的文学中心。此后,袁宏道倡"公安派",钟惺、谭元春引"竟陵派",相继崛起,并对吴地文学大加挞伐,"楚调"盛极一时。在"楚调"衰弊之际,吴伟业编纂《太仓十子诗选》,沈德潜选编钱大昕、王鸣盛等吴地才子之作成《七子诗选》,皆有使"吴风"再兴之意。"吴风"、"楚调"此消彼长,地域文学、权力文学在"边缘"与"中心"的位移中相互碰撞、嬗替,彰显出文学话语权的纷争。     

当代话语转型视角中的"王朔现象"

对于众说纷纭的“王朔现象”,我们应以科学理性的严肃态度,将其置入当代文学话语转型的历史语境中来加以考查。因为“王朔现象”将文学还原为生活,把人性复归于自然,用边缘化的生活方式来彰显个性,生动地揭示了当下人的生存环境与精神状态,最终填补了自然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中的历史缺席,并确立了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学话语模式。     

王士禛与田雯交游考论

王士稹与田雯在清初康熙诗坛是"同郡同时"、官级相类、地位颉颃但诗美追求不同的名家,其交游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两人一生交往频繁,而非"隐然负气"、"不相结纳",虽然田雯与赵执信同样与王士旗所持诗论不同,但由于性格原因,田雯与王士旗不是"争名角立",而是关系融洽.     

寻找快乐的家园——读王安忆长篇小说《上种红菱下种藕》

小说《上种红菱下种藕》表现了上海附近一个小镇上的特殊风景,这里的生活气息浓郁,且温情怡然,这里的人们质朴而善良,这些都是我们向往的最宝贵的东西。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经济的、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一方面带来了富庶和繁荣,另一方面也刮走了精神中的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