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北朝同题拟古诗成因及价值浅探

魏晋南北朝同题拟古诗研究范围有两层:一是指以拟某某为题的拟古诗,如傅玄、张载二人的《拟四愁诗》、刘休玄的《拟行行重行行》、陆机的《拟古诗十二首》等;另一是指以拟古、效古、拟古诗为题并未表明所拟对象的诗,如陶渊明的《拟古诗》九首、张华的《拟古诗》、孙岩的《效古诗》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第一类拟某某为题的拟古诗进行研究。     

陶诗与鸟——兼论陶渊明玄学人生观的诗意转换

魏晋士人的诗文中 ,存在大量的鸟意象 ,而尤以陶渊明为甚。鸟意象积淀了深厚的象征意味 ,是自由与和谐的表征。鸟贯穿于渊明前后期诗歌创作 ,是了解渊明思想转换、诗意回归的切入点。研究渊明前后期诗歌中鸟意象的发展 ,有助于把握渊明的玄学人生观 ,同时也有助于领略魏晋玄学思想的走向和流变。     

魏晋南北朝民众宗教活动略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众的物质生活十分匮乏,精神上也有很大压力。他们便以独特的宗教生活来缓解这些压力。概括说来,魏晋南北朝时期,民众的宗教生活主要有造像、写经以及淫祀。民众通过这些宗教活动寄托自己的企愿,表达心灵的诉求,摆脱精神的苦痛。     

魏晋名士与古琴

魏晋时期,古琴得到了魏晋名士们的青睐,从“建安七子”到“竹林七贤”再到两晋的大批名士,或琴书自娱,或琴酒消忧,又或鸣琴山林,以琴交友,士林好琴爱琴,蔚然成风。大量的证据表明,琴和琴乐在魏晋名士们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影响和体现着他们的精神世界和人格风度,并最终成为“魏晋风度”“名士风流”的特征之一。     

魏晋时期琅邪王氏崛起原因初探

魏晋时期,琅邪王氏凭借其深厚的儒学根基和重孝悌的门风而博得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以多玄学清谈名士而为时人所宗,再加上他们善于趋福避祸,在乱世中保全家族利益,这一切使得琅邪王氏家族在士族形成的关键时刻迅速崛起,成功地晋身于高门士族的行列,为琅邪王氏日后数百年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艺术论略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动荡的历史时期,但也正因为动荡战乱,才带来了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从客观上分析,这是提高生产力水平、促进文化交流及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试从魏晋南北朝的歌舞乐《清商乐》、《神弦歌》、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以及文人画出发,来分析阐释当时艺术发展的动力及特征。这些古代作品表达了创作者以及欣赏者的情感及心理,也表现了当时中国艺术哲学中宁静致远、平淡天真的文人审美情怀。经济的不断繁荣、文化的交流融合、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佛教艺术的迅速发展,这些因素都推动着艺术向前发展,使这一时期的艺术延续了长达1600多年的历史,并有着质的变化,成为中国艺术的分水岭。     

论魏晋隋唐间的少数民族史学(下)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第一个高潮.<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的有关著录反映了这一高潮的基本面貌.这个时期成书的各朝正史中的民族史专篇,发展了司马迁、班固撰写民族史专篇的优良传统.<华阳国志>和<蛮书>记述了西南少教民族的历史;<十六国春秋>和<晋书·载记>则记述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魏书>和<周书>因其自身的特点而具有少数民族史的性质;<通典·边防典>本质上是一部古代少数民族史.以上这些,反映了这个时期少数民族史撰述的盛况.     

论魏晋隋唐间的少数民族史学(上)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第一个高潮。《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的有关著录反映了这一高潮的基本面貌。这个时期成书的各朝正史中的民族史专篇,发展了司马迁、班固撰写民族史专篇的优良传统。《华阳国志》和《蛮书》记述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十六国春秋》和《晋书.载记》则记述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魏书》和《周书》因其自身的特点而具有少数民族史的性质;《通典.边防典》本质上是一部古代少数民族史。以上这些,反映了这个时期少数民族史撰述的盛况。     

适意与真情--对魏晋士人人格的再解读

魏晋士人素以“狂狷”著称 ,这是他们特殊的地方 ,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特点 ,同时他们又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道德的追求者和维护者 ,他们以另类的方式体现了儒家一贯倡导的“尽善尽美”的理想人格 ,在他们身上迸发出特异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