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处境下宋濂的活动及创作

科场的失败、社会的动荡以及吏治的腐败,使宋濂对元朝的统治失去了信心,命运让他与朱元璋结合在一起,在辅佐朱元璋从草泽英雄到开国皇帝的道路上,宋濂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入明后,宋濂得到了来自朱元璋的许多殊遇,并写了不少歌功颂德的文章,人们往往因此而对宋濂生憎恶之心.但如果我们对宋濂入明后极端严酷的生存环境给予足够的了解,就会感觉到宋濂极不平常的心态.不同处境的变化,使宋濂的文学创作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入明前,他的文章泼辣大胆,自由奔放,富有批判情神;入明后的文章批判锋芒则大为减弱,但仍然有不少值得称赞的文章.尤其是身处庙堂的宋濂依然为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作传,一个封建士大夫能做到这一点,委实不易.     

“九合诸候”之“九”义考

历来学者对“九合诸侯”中“九”的词义有多种不同的理解,有“实数”说、“虚数”说、“聚合”说、“第九次”说,亦有认为表“虚数”和“聚合”兼可等。文章利用古文字形的相关研究成果,指出“九”在古代有“聚合”义,并通过对“九合诸侯”的“异文”等材料的辨析,认为其中的“九”是“聚合”义。     

《论语》“绘事后素”章释义考辨

＂无所与杂＂谓之素,＂不亏其神＂谓之纯,＂素以为绚兮＂是对庄姜纯素美的概括。＂绘事后素＂,典出《周礼.冬官.考工记》＂画缋之事后素功＂句,指绘画中最后施以素功（用白彩等去其渍污）,修整画迹。＂礼以节人＂,礼的作用可比于＂素功＂。＂礼后乎＂指恭慎勇直等需要礼随其后节之,以避免过或不及。＂起予＂指＂发明我意＂。     

汉代以来比兴艺术思维的发展演变

赋、比、兴经过汉以前三个发展阶段,至汉代终于从感性的巫术、宗教仪式中分化、独立出来,开始了其作为艺术思维方式的发展历程,但汉人从修辞手法或诗歌表现手法着眼,混同比、兴,其所谓兴,实即是比;唐人合比、兴为一词,重视的是诗歌讽谕性的内容.因而,他们对比兴思维的艺术审美特征,都还缺少明确的认识.明、清以降,比兴艺术思维的自觉和深化呈现为三个明显的演进阶段,即陈沆、张惠言等人以比为重心、重情意与形象相融的比兴观,周济、谭献和陈廷焯等比兴兼重的比兴观,及况周颐为代表的以兴为重心的比兴观.从中可以看出,越到后来,比兴艺术思维的艺术美学特征越得到了完美的显现.     

重塑英雄形象再度伸张正义--试论韩愈创作《张中丞传后序》的政治用意

韩愈<张中丞传后序>在批判小人非议张巡、许远二人事迹的基础上,重塑了二位英雄形象,再次弘扬了他们的英雄事迹,给张、许二人予以公正的评价.但其政治用意也非常鲜明,由安史之乱而导致藩镇割据并未停息,唐宪宗即位之后以武力削藩,仍有不少人持异议,反对用兵,本文实际上是对专务姑息,为反叛势力张目者的有力回击,对加强中央集权起了积极的作用.     

李泽厚与陈炎的儒道互补研究之比较

李泽厚与陈炎对于儒道为什么能互补、如何互补、互补的结果、如何评价这一互补等问题 ,有着不同的回答。比较而言 ,李泽厚为适应“自然人化”理论 ,针对“儒道对立说”的偏颇 ,更强调两家的同一 ,并选取了多种方法来阐发自己的主张 ;陈炎坚持“价值中立”、“方法多元” ,以区别于周而复始的重新评价和单一的“学术规范” ,因而能够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解释儒道之间相互补充的辩证关系 ,揭示这两大文化源泉在民族历史及美学史上的整体功能     

汉语时间系统中的"前"、"后"认知和表达

时间是空间隐喻的结果,因此,空间呈流动性和序列性,时间亦然.时间的这些特性在汉语中是用前、后概念来认知的.用右视认知可以解释时间的流动性,但引入左视认知可以恰当地解释时间的序列性并深化解释.这种结合左右视的认知理论可以全面地描写和解释汉语的时间系统.     

夏后氏同姓国族考论

据《史记》记载,夏后氏有11个同姓国族,其存亡断续及地理分布,历来聚讼不已。考古和文献证实,夏后氏大部分同姓国族都曾迁徙,而多迁往黄河下游所谓“东夷”一带。同姓国族的东迁,使文献中夏代同名国族在不同地域出现．为后世研究带来混乱,这同时也显示夏代政治活动中心的变迁,为夏文化的内涵提供新的诠释。     

“後”（后）不是语气词

修订本《辞源》“後”字条义项（五）“助词。表示语气,犹呵或啊”是错误的。依据汉语词法,古代“後”字亦犹“时”也,此有古文献作为佐证。     

“下部病”辨正

关于<百喻经·倒灌喻>中的"下部"、"下部病"等词语,<汉语大词典>与一些学者有着不同的解释.只有考释出"下部"一词的准确含义,才能正确地判定"下部病"的含义."下部"一词在佛经和古代医籍中存在着大量的例证,这些例证足以揭示其准确含义为"肛门"."下部病"是与肛门这一身体部位有关的多种类型疾病的通称,而不是具体指某一种特定的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