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取人间简易文--蔡易庵先生和他的篆刻艺术

蔡易庵先生是近代以来扬州印坛的重要印人.其篆刻艺术以秦汉印为"源",对明清和近代印学流派印人印章作精当的吸收,形成个人的特色.其印章法上得秦汉布白之意,用刀得晚清印人刀法,而以"冲"、"涩"运之,并以碑版入印,形成了清穆醇和、淹雅简约的印风.这种烂漫之趣、生涩之美、自然之韵在现代印坛另辟一途,富于新的审美趣味,丰富了当代篆刻的创作.     

汉代简牍中所见私人契约

私文书是一个家庭或家族在其生活、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反映家庭或家族成员活动内容的文字信息。私文书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处理私人事物不可缺少的工具,自我国有文字产生便萌芽于家庭或家族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之中。它有四个特点:一是出于家庭或家族成员私人的需要而产生的,为私人服务;二是家庭或家族成员以私人身份形成的,仅代表私人;三是它反映着家庭或家族成员私人的意志和活动;四是由家庭或家族私人保管。出土的汉代简牍中的私人契约即是汉代家庭或家族成员在本家庭或家族的经济活动中产生和使用的,并代表和反映了私人意志和活动的,且由其私自保管的一种文字信息。     

简牍及其研究的文化功用述略

简牍的发现与研究与日增进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对中国古代历史和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和评价 ,因而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受学者们的启发 ,试从简牍发现与研究的深厚历史积淀、简牍本身的形制问题所蕴涵的传统观念、简牍内容所涉及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对简牍及其研究所具有的文化功用做些梳理 ,以期有所补益     

苦闷的精神标记——鲁迅辑校古籍、抄古碑原因新探

在鲁迅于民国后经历的近8年"S会馆"的孤寂生活中,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做着辑校古籍、抄古碑的工作.关于"抄碑的目的",周作人等曾做出过解释,认为是政治原因.笔者认为鲁迅的抄碑、辑校古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精神苦闷却是主要的心理动因.同时,鲁迅还有自己的追寻,正是这一时期的潜思默想,鲁迅最终从魏晋汲取养料,取得了与五四文学内在的精神联系.     

《大学》原貌与“格物”本义考

《大学》由于错简的缘故,使“格物”的本义没有着落,这是学术史上的一段公案。为了探讨“格物”的本义,可以从汉唐原本出发,考察《大学》文本的变化情况。曾子后学在整理《大学》文本时制造了第一次错简,宋儒在重新整理时制造了第二次错简。两次变动使“格物”的传文混入其他文段之中,宋儒视为“阙简”,以己意补之,这是“格物”说不见天日的主要原因。在复原了《大学》的原貌之后,“致知在格物”的传文自然浮现,其实就是孔子论讼一段文字,其中隐含了“格物”的本义,即尽物之性。通观《大学》全文,“格物致知”的要领在于守静。     

析史解难:《天问》错简整理史的反思

自清初屈复在《天问校正》中第一次提出错简说并动手作了某些整理后 ,至今已有二百六十多年。其间众多学者承屈复的观点对《天问》进行了整理。考察这段整理史 ,是一个加速的往复曲线运动 ,而存在三大根本问题 :(一 )几乎所有的整理都忽视了对《天问》书写形式的判断 ,而这恰恰是整理《天问》的首要条件 ;(二 )整理者只将错简看作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作孤立的研究 ,没有认识到它是整个屈骚研究中的一环 ,没有从研究史的角度全面统一地分析处理问题 ;(三 )忽视屈原创作《天问》的特定心理和方法 ,错误地以叙事文学的标准框求之。反思这段历史 ,结合全部楚辞整理史分析 ,可得出《天问》基本无错简的结论。至少 ,在当前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 ,无论你持何种观点都不能对《天问》进行具体整理 ,哪怕只整理一处 !     

RP-HPLC法测定小剂量阿司匹林肠溶片中阿司匹林和游离水杨酸的含量

建立RP-HPLC法测定小剂量阿司匹林肠溶片中阿司匹林及游离水杨酸的含量。采用KromasilC18色谱柱(250mm×4.6mm,10u);流动相:乙腈-水-磷酸(35:65:0.5);流速:1.0mL·min-1;柱温:40℃;检测波长:295nm;进样量:20uL。阿司匹林及游离水杨酸的线性范围分别为0.5～1.5mg·mL(-1r=0.99993)、7.5～22.5ug·mL-1(r=0.99965)。平均回收率分别为99.4%和99.2%。本法操作简便,快速,准确可靠,分离度好,适合于生产中使用。     

论张说碑志的新变

在张说现存碑志中,官修碑志为奉敕为三品以上的重臣或皇亲国戚而作,《姚崇碑》为其最为特别之作。该碑在类型化的颂美之外,采用异常简写碑主族出、世系与乡邑,不写亡妻,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暗讽姚崇的孝心等方式表达“微言大义”,使其碑志由注重实用性向偏重文学性转变。私修碑志则是应朋友、亲戚、同僚之请而作,《贞节君碣》为其早年的代表作。该碑运用小说笔法、选择典型细节等方式,使模式化的碑志逐步成为生动形象的人物传记。这些变化体现了张说“实行”“素心”的创作理念,展现出文学性、个性化的特点。     

碑刻所见1695年临汾大地震

利用地震碑刻资料,结合地方志资料,就1695年临汾大地震后灾区的惨烈灾情,各级政府的救灾措施,灾后区域社会恢复重建,以及地震对普通百姓心理层面的冲击等方面进行探究,可以看出此次地震对区域社会生存、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和潜在作用力。通过对地震碑刻的解读,深刻认识地震与区域社会的生存、发展之间的关联,以期进一步丰富山西地震社会史研究。     

从教育碑刻看清初地方官师“政教合一”之意识——以康熙十七年重修潮州府学为例

以教育碑刻为材料,讨论几位不同身份的官师,在康熙十七年重修潮州府学的过程中,一边不断通过官员的身份,运用行政的手段,利用兴修府学推动地方社会对刚鼎立的新政权正统性的认同,另一边又以师者的身份,以府学为平台,在地方社会中传播"正统"思想,不断为自身塑造着"亦官亦师"形象,反映出清初地方官师"政教合一"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