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谢灵运袭封康乐公应在他父亲谢死后三年,谢死于太元十七年至二十一年间,灵运之袭封当在隆安年间,他十五岁时(隆安三年,399)由寄养的杜治回家,应当就是为了受封。关于谢灵运与刘宋王室的关系,近人多强调其矛盾的一面,其实刘裕、刘义隆两代皇帝对他都相当尊重和宽容,他之所以一再受到打击,一方面是由于他卷进了刘宋王朝内部的纷争,二则也是他个人的贵族作风有以致之。     

论刘勰文学批评的“文本”精神

刘勰的文学批评有别于先秦两汉时期的“以德为本”的文学批评。贯穿刘勰文学批评始终的是“以文为本”的精神,“文”是刘勰文学批评理论的核心,也是刘勰文学批评方法论依据。刘勰文学批评中的“文本”精神是我国文学批评走向自觉的重要标志。     

古代文论"养气"说之流变

“养气”说源于儒、道哲学上的“养气”论 ,是古代文论的重要学说之一。古代文论“养气”说的发展可以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六朝、唐宋元、明清等四个历史阶段。在历史发展中 ,“养气”说形成了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涉及到作家道德人格之修养、创作心态之培养、艺术才能之习练、艺术个性之发扬、人生阅历之增广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     

“说炜烨而谲诳”——论刘勰对陆机《文赋》的一个错误批评

战国时期产生了一种生动活泼的口头文体形式——说,其文体寓说理于叙事之中,具有形象性、传奇性和虚构性等特点。它是中国后世小说创作的重要来源之一。陆机在《文赋》中明确把说定为一种文体,并用炜烨与谲诳来概括它。所谓炜烨,即生动性和形象性;谲诳,即传奇性和虚构性。陆机对这些特征的肯定,正与魏晋时期文学创作意识尤其是小说创作的兴盛有密切关联。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以正统儒家的义贞和忠信为法斧,对陆机的命题进行了歪曲的否定。刘勰对陆机的这一粗暴悖理的批评,反映了他正统的儒家意识以及否定小说创作的保守的文学立场。事实上,陆机的说炜烨而谲诳,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而《文心雕龙》也并非绝对完满、完全公正的超越性体系,它也存在自己的局限和谬误。     

魏晋六朝“自然”论文学观的确立——论《文心雕龙》的“文道自然”观

以"自然"论文学,汉朝<淮南子>已有记载,但只言片语,语焉不详,直到魏晋鸿篇<文心雕龙>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然"论文学观.刘勰以"自然之道"来阐释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并以此为核心探讨了文学创作之发生、文学风格之生成、创作自由之实现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建立了相当系统化的"文道自然"观.     

从《文心雕龙》不提《世说新语》看刘勰的文学观

体大虑周的《文心雕龙》广泛论及了魏晋以来的作家、作品,而唯独对六朝文学中地位甚高、影响至远的《世说新语》只字未提,究其原因,我想主要还是刘勰的文学观造成的:原道、征圣、宗经而崇尚雅正,不满谐隐、杂说;崇儒为主,兼修佛道,反对玄谈;萧统文学集团的参照;重古略今,不论近世。     

《文心雕龙》自然文学观管窥

刘勰《文心雕龙》以“自然之道”来阐释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文”之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文”与“质”的本质统一关系,并以此为核心探讨了文学创作之发生、文学风格之生成、创作自由之实现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建立了相当系统化的“文道自然”观。     

刘勰“诗持人情性”论辨析

刘勰的诗论思想散布在《文心雕龙》对诗体的各种论述当中。《明诗》篇对诗的含义进行了界定———"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这是刘勰诗论的核心内容。现在通行的观点把"持人情性"理解为讲诗的政治教化作用而非诗的含义,既没有把握《文心雕龙》文体论的独特论说方式,也没有将刘勰诗论和其"标自然为宗"的文学观相结合,因而造成了误读。刘勰不仅用诗"持人情性"的新观点重申了自己的"自然"文学观,还对孔子"思无邪"思想作了新的解读。     

论韩愈对《文心雕龙》创作思想的认同与借鉴

以创作思想为例,论述韩愈对<文心雕龙>之认同与借鉴.韩愈创作思想主张以情为主,强调"不平"之思、感激怨怼、"勃然不释"之情对文学的感召、激发,与<文心雕龙>"立文本源"之"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一脉相承.创作修养上,二者皆主"虚静"说,主张多积累、多体验;文学风格上,韩愈认同刘勰之风格多样化的主张,坚守执正驭奇的基本指导思想.韩愈从创作思想上,认同与借鉴刘勰之理论主张,从而建立了正确而通达的基本文学理论,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     

刘勰的文学观念——兼论所谓杂文学观念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展示的文学观念 ,说明他能够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角度 ,来认识文学的本质和特点。他既看到文学作为人类文化中的一个部分 ,具有人类文化的普遍共性 ,即也是“道之文” ,是具有客观真理性的自然之道的体现 ,同时又和人类文化中其他部分 ,如哲学、历史、政治、伦理道德等 ,具有根本不同的特点 ,它是艺术思维的产物 ,是人的感情的形象表现 ,是以语言为工具的审美的艺术品。刘勰和六朝时许多文学批评家一样 ,清楚地看到了那种宽泛的“文”的观念是不科学的 ,他们一直在用各种方式 ,试图寻找和探讨艺术文学 ,也就是所谓纯文学的特征 ,所以 ,简单地不加分析地肯定所谓“杂文学”观念 ,甚至把它说成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民族特点 ,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