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在第三次康藏纠纷中的治藏之策

民国时期的第三次康藏纠纷由国民政府主持调解,反映了国民政府对康区和西藏的统属关系。由于康藏纠纷的复杂性,国民政府在处理过程中的措施和原则,实际上是国民政府的治藏政策的综合反映。研究这一历史事件,有助于认识近代中国治理西藏的历史事实。     

基督教与川康边疆建设 ——以边疆服务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在四川西康民族地区开展的一系列事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川康边疆的建设和发展。小学的兴建,改善了川康边民的教育环境,促进了边疆教育事业的发展;医院的开办,使边民首次接触了西医,促进了西医业在该地的兴起;农场的创建,扩展了该地农牧业的饲养范围,为川康民族地区培养了一批生计干事,更新了边民的农耕观念。同时,边疆服务运动在边民的信仰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以上措施在客观上积极促进了川康民族地区的建设和发展。     

文化中断与近代西康的“雇读”现象

"雇读"现象是我国民族教育史上的奇闻怪事,以近代西康地区最为突出。作为近代教育史上民族文化冲突的典型案例,西康的"雇读"是民族同化教育中"文化中断"的典型事件,是少数民族对自身文化中断后消极抵抗的表现;"雇读"现象给民族教育留下的惨重教训,至今仍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分析西康地区"雇读"现象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化中断"理论,从而深化民族教育的研究。西康的"雇读"说明如何正确处理"文化中断"问题是民族教育的关键问题。     

近代西康藏族"雇读"现象探析

近代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在执行汉化教育的过程中,曾出现一种"雇读"现象,即少数民族视入学读汉文为当差,多愿出钱或出物作为报酬雇请他人顶替学差名额读书.西康藏族"雇读"即是近代教育改革中民族文化冲突的典型个案.本文分析西康藏族"雇读"现象的背景、演变过程及其影响,并着重从语言文化、宗教观念、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与冲突分析了藏族"雇读"现象产生的原因,指出"雇读"在本质上是藏文化对汉化教育的排斥和抵制,是两种教育体制、两种文化不兼容的集中体现.     

民族文化交流交融下的近代西康图书馆体系建设

西康地区位于川藏之间，地势险要，是汉、藏、彝等多民族融合地区。民国时期，近代意义的图书馆在西康地区得以建立。刘文辉作为主政西康多年的“西南王”，以发展教育的眼光来加强图书馆建设，建立并完善了由省立图书馆、县级图书馆和各级民教馆中的阅览室（图书室）共同构成的西康公共图书馆体系，对西康地区的图书馆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对刘文辉与民国时期西康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实践关系的考察，既能丰富我们对刘文辉的研究，也能促进我们对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西康地区的社会教育情况和更全面地了解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的整体发展状况。     

1930—1933年西藏与康、青战争之研究

1930-1933年西藏与西康、青海的战争,即所谓第三次“康藏纠纷”,过去论著多因作者所处地位、立场之不同,研究角度不同,而各执一词,意见分歧。本文在事隔六十多年后,利用已公布之中外档案资料,首先,对此次战争的起因、经过和结果作了较为客观的叙述,拟还历史的真实面目;其次,评述了英国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最后,对战争的历史根源、性质及其影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从民国跨越到新中国的察雅呼图克图辖地

察雅呼图克图辖地在民国初年不久后就开始被民国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争夺,1918年以后彻底受昌都“朵麦基巧”统辖。即便如此,民国时期的察雅呼图克图仍政教合一,统辖着自己的属民,鲜受昌都“朵麦基巧”管理。研究梳理第一、二次康藏战争和昌都“朵麦基巧”下的察雅呼图克图辖地,对比新中国民主改革后的察雅呼图克图辖地,尝试较为深入、鲜明、对立地展现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将绝大多数藏族同胞解救出水深火热的苦难生活。     

基督教与近代以来的川康研究

近代以降,“民族学”作为独立学科地位的确立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学人对边疆民族学的研究兴趣。随着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国府西迁,加之国民政府对后方建设的需要,为建设边疆而研究边疆成为一时之风气。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顺应形势,于20世纪30年代末发起了边疆服务运动,在为川11康边胞提供各种服务的同时,也开展了包括宗教与民俗领域、医疗卫生、农业生计诸多方面的“边疆研究”活动。     

班辕返藏与"甘孜事变"

1937年12月1日班禅于返藏途中,在玉树圆寂,班辕奉命进入西康,由于中央未能妥善解决班辕善后问题,而西康设治未久,内部矛盾复杂,遂因德钦汪母婚事问题,酿成"甘孜事变"。本文通过对"甘孜事变"的论述,说明中央对西藏的政策不是一个孤立的政策,它势必影响到与西藏关系密切的西康,这是以前研究西藏问题的学者未能注意,亦未能研究的方面。     

国家权力扩张下的民族地方政治秩序建构——晚清康区改流中的制度性选择

鸦片战争以后,中央王朝逐渐意识到对民族地方社会的控制能力对于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摒弃了以"羁縻怀柔"为基本原则的传统治边政策,代之以寻求边疆与内地政治体制一体化。从传统中寻求到的制度性变革被视为国家扩张权力的有效途径,改土归流这一传统的改革措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被赋予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全新意义。对康区的改流规划,经历了仿金川五屯改制、增设厅道、仿宁夏青海之例采用军府制、新建行省等不同方案的讨论和尝试,最终结果选择了"设立军府制的川滇边务大臣衙门"。康区的改土归流,是中国近代社会中国家对民族地方事务从有限干预到全面干预的转变过程。中国政治传统中的多元权力中心和自治因素,在清末的现代化运动中逐渐弱化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