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散文的独特价值

杨绛在文坛上具有一种独特的价值,她打破了17年散文的沉闷压抑,延续了五四时期幽默散文一路的发展,并具有自己的个性。杨绛对“文革”的描写与反思,采取了迥异于他人的远距离视角,带一种调侃与审视,因此显得超然而从容。文中流贯着一个侠骨柔肠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读来令人感动。而作者采取的冷静的白描这种写法,对于17年散文的滥抒情是一种有力的反拨和纠正。正缘此,杨绛在文坛既是边缘的,又是独特的。     

隋炀帝与宗教

隋炀帝的宗教思想是儒、佛、道三教并举 ,儒学为先 ,多元一体。这适应了宗教发展的内部规律和大统一的形势 ,既是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又是对宗教发展的巨大贡献 ,从治本上促进了“大业之治”的出现     

"水经"引路武陵拾珠--杨嗣昌<沅水风光组诗>述论

杨嗣昌《沅水风光组诗》共 1 1首 ,写于乙丑 (1 62 5年 )冬日舟游沅江之时。该组诗展示了沅水下游及洞庭湖尾闾部分 1 30公里左右两岸的秀丽风光和悠久的文化传统 ,抒发了作者对家乡山水的热爱与对隐居生活的流连 ,意境清新明朗 ,风格隽永典雅 ,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     

论杨万里的知行观

杨万里是南宋著名理学家,他的知行观更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思想价值。他认为只要人有认识客观事物的主动性,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他还深刻地揭示了人的认识来源于客观世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特别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强调学以致用,只有学而有用的学问才是真学问。杨万里强调知行并重,倡导和弘扬力行精神,具有积极入世的品格和刚健求实的精神。     

略论隋炀帝时中日外交关系的空前发展

杨广即位后 ,凭着国力的强大 ,进一步推行开放的外交政策 ,加强与日本的联系。日本多次派遣隋使团来中国 ;隋炀帝第一次接受日本留学生 ,并派裴世清回访日本 ,把中日友好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杨嗣昌旅游理论述论

杨嗣昌的旅游理论是比较系统的 ,它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旅游资源的配置理论、风景名胜的评价理论、旅游观赏的审美理论、民俗旅游的开发理论。他同王思任、袁宏道、袁中道等人一起 ,代表了晚明时期我国古代旅游理论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     

桐城文派"中兴"的一场大气磅礴的"宣言"--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析论

曾国藩千字文使日趋衰弱的桐城派回光返照,并由此“中兴”,而名声大振。行文表达创建湘乡派的“心声”,企图重振桐城文雄风。顺应时代剧变的需要,提出“文章与世变相因”文学理论,注入“经国济民”现实内容,以桐城文章来倡导洋务,铸就湘乡派卫道成仁的军魂,使文学发挥其社会功能。全文颇得桐城派作文之精髓,亦体现曾氏为文“气盛”的文章风格。     

从天命史观向社会进化史观的过渡--论清代学人为中国社会自我演变所做的史观准备

由“公羊学”所宣扬的天命史观,是将社会的变化视为天道运行“副本”的观念。它既宣扬“君权天授”,又承认“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认定社会在周期性的循环中发展。但在整个中世纪,“君权天授”的观念一直是维护家天下专制制度的精神武器。在从古代社会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前清”学者在批评天命史观时,将主宰人类命运主体的“天”置换为“社会”;到了清代中期,“常州”学人则注意到“天命”史学中所包含的变易思想;晚清之时,恰遇“千年未遇之变局”,康有为等一方面援引前清学者的社会主体观念,另一方面则直接将公羊学的变易思想与西学相对接,于是,“通三统”、“张三世”、“《春秋》当新王”便被改造成社会进化论学说。     

贵州建省六百年之“黔中三宝”

贵州建省600年来,贵州传统学术文化瑰宝中最具有本土特点且又最能与全国乃至世界学术文化接轨、交流和对话的当首推"黔中三宝",即黔中王学、佛学和易学,这"三宝"是黔中传统文化中的奇葩,它们相对于贵州原有的其他地域文化来说,具有更加系统、更加理性和更加深刻的特点,再加上这一传统文化本身所蕴含的深厚的中国文化精神,使其自然拥有宏大的文化影响力和亲和力,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至今仍然能够给予人们以形上智慧的启迪,值得我们重新发掘和认识。     

论相术与隋唐社会——兼议阴阳五行与隋唐相术的关系

隋唐时期,相术在社会生活中异常繁盛,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术数。隋唐相者来自各个阶层,有着不同社会背景,大致可分成职业相者和业余相者两类,他们所用相法大都以形貌、骨法为主。相术深深植根于隋唐社会的肥沃土壤,广泛应用传统的阴阳五行观念,对当时政治人物的选拔任命或谋夺政权产生了深刻又广泛的影响。阴阳五行是传统文化中朴素的唯物观和方法论,也是构建隋唐相术文化的理论内核之一。隋唐相术既蕴含有一定的科学合理内核,然亦不乏封建糟粕,唯有厘清其精华与糟粕,方能真正揭开阴阳五行和隋唐相术的神秘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