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记忆与文化基因--瑶族民族记忆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基因的表征及其价值阐释

民族记忆既是传承民族文化基因的载体,也是彰显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文化表征。民族记忆作为延续民族历史和文化基因的内在根基,通过传承民族历史文化、建构民族身份、塑造民族形象等形式传承和彰显民族文化基因的内在特征。以瑶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挖掘瑶族民族记忆中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基因,并阐释其内在的价值与意义,对培育和铸牢我国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姚鼐“老年惟耽爱释氏之学”之我见

姚鼐的思想经过由青壮年独尊程朱儒学到老年笃信佛学的变化。其浅层原因,是王文治等人的影响;深层内因,则是由于他被迫辞官后,抚慰其淡泊心态的需要。实则他对儒、佛、道家思想皆有吸纳,都不过是借以为精神寄托和充当文学创作的“门面语”。这给其文学创作带来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     

悼红轩里增删遍,料定知音旷代存——拜读贺信民先生《红情绿意——<红楼梦>点面论》

三十多年的耕耘,《红情绿意——〈红楼梦〉点面论》的面世,成为贺信民先生贡献于红学界的又一丰硕成果。书中宏观运幄与微观烛照兼长,用生命体验来感悟红楼,在慧眼洞察的缕缕新意之中折射着贺信民先生“研红”的风雨征程,折射着红学界积火传薪的优良学术传承。     

《尧典》与甲骨卜辞的叹词"俞"

考察了甲骨文中的叹词"俞"和先秦《尚书》中的叹词"俞"的情况,先秦其它古籍少有"俞"这个叹词,由此可证《尚书》之《尧典》来源很古。     

中古吴兴武康姚氏之家风与家学--从一个侧面看文化因素在世族传承中的作用

吴兴姚氏起自汉末、孙吴时期 ,此后长期衰微 ,仕途不畅 ,沦为“贱族”。然因其有文化 ,姚氏不仅得以保持“素族”的本色 ,而且在南北朝后期有所振作 ,至唐代宦位荣显。由于儒家文化的熏染 ,姚氏子弟多有忠义与孝义之行。就其家学言 ,姚氏早期以通晓儒家经术知名 ,南北朝后期注重文史 ,至隋、唐终得大成。同时姚氏精于医术 ,在北朝倍受重视 ,这为其家族地位的上升提供了契机     

李贺和比喻

李贺的比喻和一般比喻差别很大,他经常颠倒喻词和被喻词之间的关系,给人带来震撼。这种比喻方法,不仅表现了李贺心中万物平等的思想,也展现了迥异现实的另一世界的景象。     

沈从文创作心理三部曲

沈从文家世的衰落和在社会(主要是在北京)遭到的拒绝使他产生了自卑心理,在摆脱自卑的重负和与城市搏斗的过程中,他形成了“乡下人”的审美立场,构建了城乡异趣的文学世界,从而使自己获得了自尊,达到了生命中的“高峰体验”,进而达到超越自卑的境界,成了“自我实现的人”。在心理的迁移过程中,沈从文的创作呈现了三部曲:感伤/回忆—嘲讽/抒情—白描/写实。在此基础上,《边城》意蕴、《长河》残卷也有了新的阐释。     

试论李贺诗作瑕疵的根源

从外在的社会发展和内在的心理适应两方面分析李贺诗风的产生，指出李贺诗作瑕疵的产生是理想破灭后形成的叛逆性格决定的，为了避讳，诗人以飞白、含混 、偷梁换柱、分散、谐声等苦心孤诣的方式，包涵 了依稀可辨的反叛意识。     

桃花源里可耕田?--从一个瑶寨看扶贫与发展

贫困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经济问题,许多扶贫措施也主要是采用经济手段来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文章通过对一个背陇瑶村落50多年的社会变迁进行考察,认为生态环境的恶化是村民家庭贫困的重要原因,城乡二元结构制度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该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但作者更倾向于认为贫困是一种文化秩序的结果.扶贫工作在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也把扶贫者的思想观念灌输给贫困者,由此而产生的后果之一就是富人或者强权者的财富观强化了贫困人口的贫困感,双方以一种合谋的方式制造了一套关于贫困的文化秩序.     

清末民初桂西北壮汉瑶三族群际接触的 作用机制及当代启示 ——基于高甲布努瑶歌文本的研究

高甲布努瑶歌文本是瑶族用壮族古壮字传抄并以北部壮语方言为主要演述语言的民间口承文献。桂西北壮汉瑶三族交错杂居的分布特征为群际接触提供重要场域,也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空间基础。受接触场景中政治、交通、经济与教育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清末民初桂西北壮汉瑶三族的群际接触分为积极与消极两种接触情况,其群际接触的中介变量包括群体间的依存关系、群际互动、群际情绪和认知因素等,这些中介变量所凝练出的历史经验对当前推动民族交流交融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