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僧形象溯源

沙僧是《西游记》中重要的取经人物之一。从《大正新修大藏经》中的相关材料看 ,其原型当是出于密教中的深沙神 ,历经唐宋元明诸朝说部作者的结撰才定型。     

郑玄《尚书》训诂的谶纬化

郑玄是汉学的总结性人物,其《尚书》训诂,是东汉《尚书》学之代表。郑玄《尚书》训诂,融古文、今文、谶纬于一体,是两汉《尚书》学谶纬化范围扩大的最好例证。通过郑玄,我们可以知道,古今文《尚书》学的对立并不妨碍双方对谶纬的吸收,谶纬在郑玄手中变成整合古今文《尚书》学的桥梁。     

春秋时期郑、宋、卫世族政治的历史变迁

春秋时期，郑、宋、卫三国基本上是因循旧制，任用公族执政。但由于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不同，三国的世族政治亦表现出了不同的特色。郑国世族形成较晚，“七穆”兴起后，郑国形成了卿大夫执政制，诸卿互相制衡、联合执政，使郑国国内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宋国政治的特点是君权较强，政权下移较缓，君权在与卿权的斗争中稍占上风。直至春秋末期，宋国政权才完全落入“戴氏”的手中。卫国在春秋早期社会矛盾的焦点是公室内部争夺君位的斗争。春秋中叶，卫国的世族势力壮大，公室与卿大夫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春秋晚期，卫国君位争夺与君卿斗争互相交织，内乱频仍。南氏乘机崛起，并在战国时夺取了政权。尽管春秋时期郑、宋、卫的政治各具特色，但其总的发展趋势是相同的，即经过公室与世族、世族之间的激烈斗争，列国最终均出现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政治局面。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中“dialectic”一词的翻译

正确理解术语“dialectic”是理解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关键之一。这一术语在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两个中译本中有着“论辩术”和“辩证法”两个不同的译名。文章试从词源、词义的演变、词的译介以及亚里士多德本人的观点四个方面探讨“dialectic”的意义和翻译，指出“辩证法”译名的不科学性，并提出了翻译处理的建议。     

王夫之《张子正蒙》诠释方法论初探?

与北宋中期以来包括二程、朱熹在内的许多儒家学者的有关看法相比较，王夫之关于《正蒙》的文本观念，是全面的、深刻的，有着一定的独到性、创造性和科学性。正是从这种文本观念出发，王夫之建构起富有创造性的四种诠释方法论：语言诠释方法，体验诠释方法，类推诠释方法，贯通诠释方法。运用这些方法，王夫之务必要在程朱二子之外另辟蹊径，对于张载创立的“真孟子以后所未有也”的哲学理论大力阐发，在新的社会文化条件下予以重建，从而力图推进中国哲学的发展，挽回当世“人心之横流”！     

《贞观政要》官德保障机制论要

《贞观政要》继承和发展了儒学政治哲学的人性理论。其官德保障机制体现在内修与外治两个方面,一则从非制度的内在层面强调官吏通过思、慎和学的途径修身养德,二则从制度的外在层面加强旨在预防、考课与奖惩官员的吏治建设。体现自律与他律、儒学政治哲学与法家政治理念的统一,完善了中国传统政治外儒内法的基本模式。     

《尔雅郑注》的音注体例

郑樵《尔雅注》有一些较具特色的注音体例，挖掘这些材料能够促进汉语语音史研究的进一步完善，也能够补益方言史研究的某些问题。文章把这些注音体例列举出来，主要是体例描写，同时还对郑樵在不同文献中分别使用“某某反”和“某某切”截然不同的问题、多字并排直音注音的问题作了一定的语言学解释。     

郑和航海与穆斯林文化

15世纪,中国明代的郑和七下西洋是政府行为,影响广远。郑和与其从官马欢系穆斯林出身,遂使郑和航海得益于穆斯林文化。由于马欢通晓阿拉伯语、波斯语等穆斯林国家的语言,因此,郑和一行同中国南海与印度洋沿岸上的各国穆斯林进行了较为广泛的交流,对明代中国认识了解当地的民族及其迁徙、宗教生活与民俗、物产与经济提供了真实的情况。这对中国与不同文化底蕴的其他国家日后和平交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文拟借纪念郑和航海600周年之机,讲一下穆斯林文化与郑和航海的密切关系,兼及郑和航海史料的研究、整理。     

民国年间（1912～1949年）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内地僧人赴藏求法

汉藏佛教文化交流自唐朝开始,经宋、元、明、清历朝不断,进入民国达到高潮。大勇法师曾在北京组建留藏学法团,其中的部分成员进藏求法,将大量的藏文佛教典籍翻译成汉文,推动并加强了藏传佛教研究,增进了汉藏僧人的相互了解和汉藏民族文化的交流。     

岷江上游干旱河谷区生态屏障体系建设研究

岷江流域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支流,其生态地位特别重要,本文分析了岷江上游地区面临的基本生态问题,提出了岷江上游地区生态屏障体系建设的原则、依据与目标,根据岷江上游区域生态系统的空间特征、生态敏感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将该区域划分为三个生态功能区并确立了森林牧草、水域湿地、农田作物等生态屏障建设重点内容,切实有效维护该区域的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资源环境的有效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