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尚书》训诂的谶纬化

郑玄是汉学的总结性人物,其《尚书》训诂,是东汉《尚书》学之代表。郑玄《尚书》训诂,融古文、今文、谶纬于一体,是两汉《尚书》学谶纬化范围扩大的最好例证。通过郑玄,我们可以知道,古今文《尚书》学的对立并不妨碍双方对谶纬的吸收,谶纬在郑玄手中变成整合古今文《尚书》学的桥梁。     

天一阁本《石鼓文》之递藏误读及拓本年代

天一阁本《石鼓文》,自全祖望发现后,先后被数次重摹,甚至在光绪年间重摹至国学韩文公祠与石鼓原物交相辉映。因此本毁于咸丰兵燹,后世多以重摹本为参考,故对其递藏少有梳理。全祖望是此本的最早著录者,但其所录诸家递藏时,存在顺序颠倒,致使后世对此本递藏之误读延续200余年。递藏者的改变,使得此本的传拓年代成为新问题。借助钱大昕、张燕昌等相关文献,基本可以推测此本的年代应在北宋中后期的70余年间。     

《尚书·胤征》舞容与后羿传说的蕴意

古文《尚书·胤征》与征战无关,《胤征》叙事关乎历法修正,关乎仪式舞蹈;《胤征》之“征”,不能读为征战之“征”,而是正历之“正”;“胤”与“羿”发音近似,胤即羿,“胤征”与“后羿射日”内涵一致;“胤征”与“后羿射日”是同一传说的分化;被视作“历史”的“胤征羲和”与被看成神话的“后羿射日”,都源于《山海经》,反映的都是上古先民测天修历的实践。     

《尚书》与中国古代设计艺术思想

先秦儒家典籍《尚书》蕴涵了丰富的设计艺术思想,一方面,它体现了从"以神为本"的设计理念向"人本"思想的过渡,另一方面,以阴阳、五行、四方为基本要素,整体有序,天地人和谐统一的设计观也开始成熟,成为其后古代中国设计艺术思想的主流。     

论《尚书》重言词中的语义关系

重言词是汉语词汇复音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形式。本文通过对源头文献《尚书》重言词内部的语义关系进行细致的分析,探求其联系,以期为汉语重言词的研究提供早期语料和理论参考。     

古写本《尚书》与罗振玉的学术贡献

《尚书》文本流传纷乱复杂,素来是经学中的难题。乾嘉名儒段玉裁、阮元于《尚书》文本考订用力甚勤,但受限于材料不足,许多涉及中古时代的《尚书》问题悬而未决,能否获得新材料成为学术突破的关键。清末民初敦煌学家罗振玉独具卓识,发现敦煌隶古定本《尚书》残卷,进而由出土材料实证传世日钞本存古而可信,开辟了《尚书》文本研究的新路径。罗氏捃集四种伯希和所藏写卷和四种日藏《古文尚书传》旧钞,并刊印广布,为现代《尚书》古本汇集和研究奠定了材料基础。依托深厚学养,他运用二重证据法、“东”“西”古本合璧、出土与传世文献互证的学术理念,探寻文字源流,校订异文讹误,勾稽文本联系,考辨文本真伪,取得超迈前贤的成绩,有力推动《尚书》研究方式的近代转型。     

《尚书中候》题意考

作为谶纬文献之一种的《尚书中候》,前贤对其题意解释众说纷纭。对谶纬文献整体考察可见,章太炎"中候为官名"说尚可商榷,而其意略近今之"内证"、"内涵"之类。     

北朝尚书祠部考略

北朝的尚书祠部是隋唐礼部的前身,它仿自魏晋南朝,经自身整合改造后又为后世所沿袭。北魏祠部与仪曹始终并行,共同担负国家仪礼事务,后来祠部尚书例与尚书右仆射通职。北齐祠部成为尚书省唯一的仪礼机关。北朝祠部已经初具日后礼部的职能。北朝甚重祠部官员的人选,通常青睐具有良好素养的士族子弟。     

论注释在典籍英译中的作用——兼评理雅各《尚书》译本

典籍有别于一般文本,典籍英译离不开两种注释：典籍旧注和译文加注。时代隔阂导致典籍难读,旧注沟通古今,是译者解读原著之重要门径。典籍英译,旨在实现跨文化交流,仅靠译文,潜在＂语义真空＂难以有效填补,丰富文化信息难以充分传递,多层文义内涵难以全面展示;适当加注,则利于实现＂文化传真＂。《尚书》素称＂佶屈聱牙＂,在学术史上最为复杂,理雅各融合众多旧注成果,采用深度翻译策略,较好地实现了＂文化传真＂,堪称典籍译作之经典。     

商量状的应用与唐代行政运行体制的转型

商量状作为奏状的一种,是唐代裁处政务的主要公文形式。唐代前期的行政运行体制是三省制,尚书省作为全国最高行政机构,通过商量状裁处律令格式规定范围外的国家政务,是商量状使用的主体。高宗、武后至玄宗时期,随着三省制向中书门下体制过渡,宰相开始政务官化,参与国家日常事务的处理,逐渐使用商量状。肃宗朝以后,进入中书门下体制时期。宰相机构作为国家政务的主要承担者,成了商量状使用的主体。与此同时,中央各机构之间的职能趋于模糊,尚书省、寺监、御史台和使职都在不同程度上拥有政令权,也可以使用商量状。商量状应用主体的变化,是唐代行政运行体制转型在官文运行方面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