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正义》(地官)点校斠略

中华书局点校本《周礼正义》第四册存在校对漏误61处:乙巳本正确,因漏校而误从楚本;乙巳本正确,因误判而从楚本;乙巳本错误,因漏校而从楚本;乙巳本、楚本均误,改而未出校;校记失考;乙巳本、楚本不误,排印错讹;乙巳本、楚本讹脱衍误同而失校(涉上下文而讹,形近而讹,义近而讹,衍文,倒文,出处错误).存在标点失误45处:叙述语误为引文;引文误为叙述语;破句;当分未分;不当分而分;书名篇名人名误标失标.     

《周礼正义》（春官第8册）校对商榷

中华书局点校本《周礼正义》第8册存在校对漏误93处：乙巳本正确,因漏校而误从楚本;乙巳本错误,因漏校而从楚本;校语失考;乙巳本、楚本讹脱衍误同而失校（涉上下文而讹,形近而讹,义近而讹,脱文,衍文,倒文,出处错误）;乙巳本、楚本不误,排印错讹。     

《周礼》"司寇"考

目前学术界对于<周礼>中的司寇及其官司机构众说纷纭、莫衰一是.视<周礼>为西周作品者,便照般<周礼@秋官>作为西周司法机构的原貌;视<周礼>为伪书者,则对<周礼>一笔抹杀.笔者认为,这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周礼>虽非西周作品,其设官分职带有很大的理想色彩,但结合其它传世文献和金文来考察,<周礼>的史料价值不可忽视.     

江永《周礼疑义举要》初探

同吴绂的相互问难触发了江永撰作《周礼疑义举要》的热情,该书在《周礼》的军事研究、赋税研究、礼典研究方面多有收获,是江永《周礼》研究的最终成果。其中《考工记》研究成就最为突出。采用文法分析、民俗民风实证是研究特色。注意吸收西学知识,适当使用常理推测法。江永的《周礼》研究为金榜、程瑶田、戴震、孙诒让所发扬光大。     

《尚书·周官》与《周礼》关系考论——兼谈西周的公卿官学与孔子儒学

文章认为《尚书.周官》与《周礼》二者关系是:周公致政前“制礼作乐”,作《周礼》;天下稳定后,巩固平静成王执政据《周礼》的纲要向群臣宣告说明,遂有《尚书.周官》。在早期中国文化精神的演进历程中,道与学不断从官府向民间下移,在春秋战国时期具体体现在诸子私学的兴起。孔子儒学既直接继承了西周的公卿王官学,对西周所代表的礼乐文化又有着历史性地突破,自觉和直觉的道德理性主义是孔子儒学的历史新特色。     

传统文化村落乡村振兴路径的实践与启示

周礼村落二十多年乡村振兴的历程,对于研究传统村落的乡村振兴路径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周礼村落以周文化为依托,大力发展民俗旅游,继而推动经济社会变迁的实践,给传统村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宝贵启示。要解决好当今乡村振兴的现实问题,必须要依靠政府、市场、文化和社会四重力量协同推进来实现。     

在经典与政治之间——王安石变法对《周礼》的具体实践

王安石在北宋神宗朝主理国家政治之时,在政治上厉行新法,在经学上力倡新学,两个“新”字当中包含着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多方面内涵。王安石的变法革新与经典诠释之间的联系,不仅通过其对《周礼》的认识和解说得到体现,更与王安石本人的“先王”意识及古典理想主义结合起来。王安石变法与《周礼》一书的真实联系,以及他是如何以《周礼》为依据而进行具体变法的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加以探究的。     

教化民众与修养心性——泰州学派与浙中学派、江右学派之比较

泰州、浙中、江右,这三个学派都是王门中的杰出代表,彼此间存在着一定差异：泰州学派是儒家民间化的学派,讲学主旨在于教化民众,其修养理论则重事、主敬;浙中、江右学派皆为士大夫学派,讲学主旨在于启发士大夫,其修养理论或重心,或主静。其差异并无高低之分,也无对错之别,都从不同角度丰富了儒家的修养理论,都为儒家思想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周礼正义》看孙诒让对《集韵》的研究

孙诒让曾经打算在方成《集韵考正》的基础上对《集韵》再作一番整理,然此愿未能实现。通过对孙氏《周礼正义》与《集韵》的对照阅读,发现孙氏研究《周礼》的许多材料完全可以用来疏释《集韵》,非常精审。     

王阳明弟子徐爱“黔中之行”辩正——对阳明学术史上一个错误观点的追问与考证

在对王阳明及阳明后学的研究中,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王阳明早期著名弟子徐爱曾追随王阳明先生到达过贵州龙场,是故徐爱有一次明确无误的"黔中之行"。依据多种相关证据考察认为,徐爱"黔中之行"的观点是没有史料根据的。通过考证,追寻了产生错误的客观原因在于钱德洪编撰《王阳明年谱》时,将正德四年王阳明与席书在贵阳始论学和正德九年徐爱与黄绾等在南京论学两件事合并在一起,使人们产生了迷惑和误解;而主观方面在于后人读书马虎,不假思索,不加质疑,仅根据钱德洪的编撰就认定徐爱必然有一次"黔中之行"而作了主观臆断。对徐爱"黔中之行"的追问和考证,有助于辨正和澄清阳明学术史上一个长达四百余年的错误,可以为当前王阳明和阳明后学研究提供有益启示和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