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和孟子解读舜之“怨慕”的不同逻辑

对于舜之“怨慕”,朱熹作出了不同于孟子的解读。这是基于心学、理学内在逻辑的不同。孟子作为私学之儒,和孔子一样,是主张士君子的阳刚人格的,并且从性向善的人性论出发,协调义与利、公与私的关系,而以君臣父子关系都属对待关系;依此,将舜之“怨慕”解读为舜对父母的既怨又慕。朱熹则作为官学之儒,以所谓“气质之性”协调理学先驱荀子的性向恶论,以二歧化思维把天地之性、天理绝对化,以公去私,视君臣父子关系则为下对上的绝对服从关系;依此解读,舜之“怨”只能是自怨。     

闲吟闲咏谱棹歌--论蒋捷词的独特风格

蒋捷词风独特 ,与其家世、人品不无关系。蒋捷生于巨族 ,家风淳厚 ,正值壮年却痛失家国 ,惨遭离乱 ,一身民族正气使他隐而不仕 ,宁愿漂泊江湖。家世国运影响着词人的创作 ,其词既有飒然凛风之豪放 ,又兼绮丽纤柔之婉约 ,在宋词史上享有一定的地位     

炎姜、姬周两后稷的时代及其代兴考

古文献中有两个不同的稷神：一个是炎姜部落烈山氏后稷柱，另一个才是姬周先祖后稷弃，二者之间为甥舅关系。炎姜部落活动的区域在陕西中部、甘肃青海的东部地区，这一地区在仰韶文化时期有半坡遗址、姜寨遗址、大地湾等遗址，作为粟黍类农作物正适合在这片土壤条件优越而环境条件良好的区域中生长，在这个新石器时期的大暖期，农业生产率先在黄土高原发展起来，并被称之为“神农氏”。从古史传说的炎帝到虞舜时代，炎姜部落世世代代担任农官“后稷”，并以炎帝烈山氏后裔柱作为农神来祭祀。不窑便“弃稷不务”，并窜于戎狄之间，以至于周先祖失其代数。夏后期“弃稷不务”的原因，是夏代气候恶化造成的。到夏代末年，先周公刘至古公的农业再次兴盛，后稷弃又再次受到商人尊祀。     

朱熹和谐理念的现代诠释

朱熹对传统思想中的和谐理念进行了全面的阐释,是一份值得研究的珍贵的思想遗产。朱熹从自然和谐、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等方面论证了和谐的普遍性;从公平性、公正性、和平性、包容性、多元性、适中性、和睦性等方面论证了和谐的原则和基本精神;从宣传教育、建立纲纪、减轻负担等方面论证了实现和谐的方式和途径。     

历史民族志《溪蛮丛笑》论略——兼论作者朱辅其人

《溪蛮丛笑》一书以条目体例形式记述了公元 12世纪时沅江流域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土产方物、文物古迹 ,是研究这一时期湘西民族史及历史民族文化状况的珍贵资料。原书作者朱辅为南宋人 ,其生卒年代、仕履经历及其人品才识的具体情况史料缺载 ,本文运用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 ,借助《溪蛮丛笑》一书本身和叶钱为该书所作序言及其他相关零星资料 ,尽可能对朱辅的生平、为人品格和才情学识加以大致复原     

朱光潜的文艺与道德关系论

朱光潜不是一个否定文艺与道德关系的美学家 ,这与中国传统文化重视道德的社会作用有直接关联 ,也与朱光潜希望改造社会的愿望有关。但朱光潜对文艺与道德关系的三种解答 ,没有解决文艺与道德的内在联系问题 ,他对文艺与道德特性的区别是模糊的。     

《竹山词》常用语研究——兼论其艺术风格与师承

在蒋捷词的研究中,其词派归属和艺术风格历来是众说纷纭的焦点.从语言层面对蒋捷词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后,不难发现蒋捷坚持的是"本色当行"的词法,抒发的是泛着冷光的寂寞情怀,追求的是幽深婉曲的艺术效果.他与姜夔和吴文英有着较深的艺术渊源关系,所以其词从总体上讲并非所谓"豪放词"之余韵.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朱德建军思想探析

作为红军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朱德在领导土地革命战争以及红军自身建设的实践中,提出并阐发了较为系统的建军思想。确定红军的阶级性质,明确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任务;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正确处理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的关系;重视红军武装力量的扩大,走数量与质量并重的扩军之路;抓紧红军部队的教育训练,实现政治训练与军事训练的有机统一,对红军的发展壮大发挥了重大指导作用。     

试析《隆中对》兼论关羽之失

诸葛亮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在刘备三顾茅庐时,便提出<隆中对>,为刘备指出发展方向和治国方略.<隆中对>前后可分两大部分.前半部分劝告刘备不要与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争锋;要与占据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的孙权结盟,不要为敌.指出刘备的发展方向是占有荆州和益州.后半部分为刘备指出五点治国方略和战略部署:(一)联吴抗曹;(二)跨有荆、益;(三)西和西戎,南抚夷越;(四)内修政理;(五)两路出军,一向宛、洛,一出秦川.这五大治国方略和战略部署,由于关羽大意失荆州而受到严重打击,使"跨有荆、益"和"两路出军"的计划落空,吴蜀联盟中断,但诸葛亮在"联吴抗曹"、"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等方面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对开发四川、云南、贵州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诸葛亮是三国时期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战略家.     

明初清廉教育对当前反腐倡廉教育的若干启示

明初洪武年间,朱元璋基于早年受贪官污吏欺压的切身体会和元末官场腐败的历史教训,制定了包括清廉教育、法令制度、监察监督以及严厉惩处等一系列的倡廉惩腐措施.明初清廉教育具有教育观念创新、教育形式多样、教育对象具体以及教育程序形成制度等特点.尽管采取这些措施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明朝的封建统治,且这些措施本身也存在着诸多缺陷,但其内容和方法对我们当前的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制度建设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我们当前在后备干部队伍的超前教育、增强教育内容的针对性和教育方式方法的有效性以及强化教育制度建设的强制性等方面,都可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和鉴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