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气质与大学生就业

气质是个性心理特征之一,属于个性结构中的风格系统,它使人的心理和行为带有特定的风格,了解气质的本质及特征,对于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个性完善、社会适应、心理保健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朱彝尊“醇雅说”之探讨

指出浙西派创始人朱彝尊以其独特的"醇雅说"而在清代众多文学流派中独树一帜,其崇雅正、斥淫哇、抑豪放、偏清空的创作理念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结合朱氏生活的时代背景及其创作的大量的诗词作品,从多个角度探讨了朱氏作品的旨趣与风格,以期最终描绘出"醇雅说"的内涵及其在指导诗词创作中重要的理论价值。     

提高体育专业学生英语学习能力的调查分析

对省内外七所高校不同体育专业学生英语学习能力的全面调查,发现体育专业学生英语能力与其心智发展特点有关;根据这种特点,采取相应的学法教法对策,使他们的英语学习能力得到迅速提高,并为特殊专业学生的英语教学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     

齐《诗》“五际”说新探

在西汉今文三家《诗》中,齐《诗》最能反映汉代诗学的特征。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阴阳五行思想对诗学的影响,其代表性思想就是齐《诗》的“五际”说。“五际”说与律历、性情等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其具体内容应该指仁、义、礼、智、信“五性”,这与《诗纬》中的“四始五际”说是不同的。二者虽然都运用了阴阳五行学说,但侧重不同:齐《诗》“五际”说的根据主要是阴阳说,《诗纬》“五际”说的基础则主要是五行说。     

百年中国共产党独特性的解释进路、表现向度与生成逻辑

和其他政党相比较,中国共产党具有不同于一般政党的独特样态,它们集中诠释着党的独特优势和优良品质。党的独特性蕴含在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之中,同时也通过具体的政党行为映现出来。党的独特性主要表现为具有彻底的自我革命性、博大的人类情怀、超越自我的牺牲精神、高度的政党纯洁性以及非凡的红色政党气质等。党的独特性的生成具有复杂性,是内在与外在因素、历史和时代环境以及国内和国际条件等共同作用的集合体。党的独特性源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特殊基因,是对党的百年政治实践的能动反映,是党持续拓展政党功能的集中显现,更是党有效应对百年复杂世界体系的结果。     

性别差异研究的四种取向

心理学家经常会以性别及性别刻板来理解人类的行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关性与性别的研究在不断增多,并发展出了四种主要的研究取向:(1)将性别作为被试变量;(2)考察男性化、女性化和双性化的个体差异;(3)性别图式理论;(4)将性别看做一个社会范畴来进行研究。以这四种研究取向为线索来组织内容,可获得对性、性别以及人格领域有关问题的一个比较全面的探究。     

论汉语诗歌语言的音乐性(上)——新诗音律研究

这篇长文写于1980年夏秋季,即23岁时,当时我在成都大学中文系的学习即将结束。此文后来一直放在那里,未刊。时隔三十多年,今天看来,这篇东西还是有其意义的:旧体诗词的格律被打破以后,汉语诗歌的音乐性传统如何在新诗中重新得到发扬?这远不仅仅是关乎诗歌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关乎汉语的问题,而且是关乎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化问题。如果我们今天已经不能"原教旨主义"式地照搬中国古代文化的某些具体形式,那么,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精神如何才能得到弘扬?本文对汉语诗歌的音乐性及其在现代新诗中的体现形式的探索,可以说是为这方面的探索提供了一个具体例证。现在把它整理出来,一仍其旧,以存原貌;只是加上了全文的副标题"新诗音律研究"及各节的小标题。     

并非反英雄、反高潮——论张爱玲小说人物的英雄气质

从傅雷与张爱玲1944年形成对峙的文章的主要观点入手,阐明张爱玲小说中人物浓郁的英雄气质。张爱玲塑造的主要人物具有鲜明的共性:敏锐冷静的洞察力、细致精微的感觉和强烈的自省精神,不与周围环境随波逐流,认真努力想在物质或精神上抓住一点可靠的东西而最终失败。可以看出张爱玲对人生的思考和她的结论。     

如何追求文学的精神高度——毕淑敏小说创作论

毕淑敏是一个不断开辟新的人生体验和文学描写的有追求的作家。她的创作给文坛带来新的界面，也提出新的命题。这突出体现在四个方面：作家气质：“白衣天使”与“天才病友”的路径选择；面对疾病：隐喻与治疗的相互矛盾；审视心灵：揭示痛苦与展现隐私的暧昧立场；伦理难题：医学一社会学一文学的彼此纠缠。对毕淑敏创作的深度分析，也同时揭示出当代文学如何追求精神高度的困难所在。     

Tempera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nscienc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ffortful Control

In this longitudinal study we examined whether two components of effortful control, behavioral control, and executive function moderated the relation between temperament and conscience development. Temperament was assessed when participants were two years of age, and three temperament groups were formed: inhibited, exuberant, and low reactive. At 4.5 years of age, children's behavioral control and executive function were assessed. Moral behavior, emotionality during an empathy film, and false-belief understanding were measured at 5.5 years of age as components of conscienc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hibited children may benefit most from higher levels of effortful control. Inhibited children with higher levels of behavioral control performed better on false-belief understanding tasks whereas inhibited children who scored higher on executive function tests reported less emotional response to the evocative film. Finally, as a group, inhibited children exhibited more moral behavior than exuberant and low reactive childr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