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河曲民族走廊”初探

河湟地区是青藏高原东向开放的门户，是历史上多民族迁徙往来的十字走廊，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史料梳理，提出“河曲民族走廊”之说，并对其形成作了追溯。     

构建“武陵民族走廊文化生态保护区”--背景、条件、困境及出路研究

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我国“十一五”时期开始实施的文化发展战略。八年来,我国已批复设立了18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其中武陵山片区批复设立了三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但都各自独立于省级行政区内,使相同或相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行政区域切割,破坏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和流动性。因此,对区域内批复设立的文化生态保护区进行整合,构建更加开放、一体化的“武陵民族走廊文化生态保护区”,更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发展的内在规定性。这一构想首先基于该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条件良好,但由于行政区划的割裂,要实现这一构想又存在诸多现实困难,其出路就是打破行政疆界,整合资源,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性整体保护传承为核心,把整个区域建成“中国武陵文化公园”。     

“走廊”与“通道”:中国西南区域研究的人类学再构思

中国西南的人类学研究有着深厚的区域研究传统。改革开放之后,西南研究陆续出现了＂区域模式＂、＂族群模式＂和＂跨境模式＂三种研究范式。其中＂区域模式＂更贴近于社会历史现实,具有强烈的学科问题意识。至二十一世纪,基于历史上民族的源流考察与走势判断,兴起了诸如西南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滇黔驿道、进藏公路等＂通道＂研究。这种基于＂走廊＂学说和＂通道＂研究而展开的＂区域模式＂,将交互性和流动性作为研究之重点,来深入地阐释形塑西南中国社会人文特质的关系结构,将有利于中国人类学获得更符合中国历史文化经验的世界图式,也有助于具体研究者获得真正的文化自觉和认知主体性。人类学的中国西南研究只有基于＂区域性＂的大视野来展开,在一种关系格局中来寻找西南研究的问题意识,才能摆脱＂民族性＂的现代叙事,并对＂民族认同＂这样的问题有所超越,最终回归到当地的社会历史现实和人文形态特质来深化对中国西南的认识把握,从而在学理上展开一些更为深入的对话。     

试析城市电力设施的布局规划思路及方法——以绍兴市市区电力设施的布局规划为例

电力设施是城市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电力设施的布局规划,采用国内领先的规划策略和优化模型,在科学合理的负荷分布预测基础上,对城市变电站站址及廊道的结构进行全面优化,并提前将电网规划结果纳入城市规划中.     

澳门大学新校区全天候立体步行连廊设计

澳门大学新校区的全天候步行连廊系统是校园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校园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手段,通过建立立体化多层次的步行系统,实现了人车分流与全校区全天候无障碍步行环境.通过对其建筑设计理念及手法的分析,阐释了立体化多层次步行校园的设计理念。     

中亚石油地缘政治与新疆建设能源安全大通道探析

中亚地区丰富的油气资源储量,被称为“21世纪的战略能源基地”,中亚围绕着石油为主的地缘政治竞争日趋激烈。积极拓展能源进口渠道,加快能源资源开发建设、建立我国陆上能源安全大通道成为维护我国能源安全的当务之急。新疆的地缘与资源优势决定了新疆是中国21世纪建立陆上能源安全大通道的重要战略区域,也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接替区。     

历史城区自行车绿道系统规划与设计的实证研究

为提升历史城区的绿道品质，优化非机动车出行环境，对自行车绿道系统的规划与设计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根据自行车绿道系统的特性，按照空间形态特性将历史城区的自行车绿道系统分为单元、廊道及节点等3类要素，通过自组织映射图模型、最短路算法、旅行推销员算法及自行车路阻函数等，在地理信息系统上建立了基于赋权系数的自行车绿道系统规划方法，并应用所提出的方法对西安市主城区自行车绿道系统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西安可以构建成包括22条骑行廊道、总长度142.6 km的自行车绿道网络，证明提出的方法能建立适用于历史城区出行特性的自行车绿道系统。     

The Belt and Road and the Rediscovery of Reciprocity-Based Anthropology*

Reciprocity has core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basic human living conditions: our social nature is founded on reciprocal relations, and reciprocity strengthens the ties between people. Reciprocity-based anthropology is a kind of cultural logic, one that stress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Fundamentally, it involves studying forms of the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 involved in complementary differences. This perspective reconciles differences, creating a communicative space for diverse cultures’ coexistence, symbiosis and sharing. The various channels formed through human activity include ways in and ways out, constant incomings and outgoings, the coexistence of different cultures, ways of life and ideas, and complementarity. The launching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cludes channels with multiple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so research on this topic involves the analysis of society and culture based on roadways rather than locations.     

吐火罗在河西一带的活动

本文通过对历史上吐火罗人在河西走廊一带活动的考察,探讨这一特殊的原始印欧人群体在丝绸之路河西段上所起的特殊作用,从而为我们全面认识和评价早期印欧人在东西方民族、文化交流史中所占的地位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费孝通与西北民族走廊

西北民族走廊是20世纪80年代初由费孝通先生首先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随后,费孝通从边区开发的角度,为西北民族走廊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有益的实践性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包含多个层次、跨涉不同区域的西部发展战略构想。这既是对西北民族走廊内涵的进一步深化和丰富,同时对于我们今天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实现东西部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是费孝通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