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文化的地理基础

地理环境是一个民族文化形成某种类型的前提性因素。中国古文化产生并成熟于与外世隔绝的东亚大陆之上 ,属于大陆民族文化。东亚大陆那种一面临海、三面险阻丛生 ,而内部回旋余地又相当开阔的地理状况是中国古文化产生的地理基础。中国多山的环境、陆路交通又十分困难的自然条件 ,也是中国古代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的生产方式产生的地理基础 ,并在这种互相封闭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 ,形成了典型的宗法家族社会     

当前中国农村宗族及其与乡村治理的关系——对新近研究的评论和分析

在当今中国乡村研究中,宗族“重建论”与“瓦解论”同存;对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的“肯定论”、“负面论”与“中性论”同在,至今尚未形成关于宗族重建及其与乡村治理关系的清晰图像与理解。这种状况与近年来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缺失密切相关。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在深入田野,以抓取第一手资料,且研究的规范性增强,学术对话意识和累积意识大步提升,但多数人所作的只是个案研究,尚未延伸为多个案例的比较研究,更未有较大面积的抽样调查;既缺乏明确的分析框架和讨论标准,也缺乏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资料收集和分析的视角也不够多样化。     

东汉颍川豪族的官僚化和士族化

颍川豪族处于东汉全国豪族网的核心位置。从官僚化看,颍川豪族的官僚化进程与东汉政局稳定与否关系密切,其群体担任郡守公卿级官员的人数居于全国豪族前列;从士族化看,东汉中后期颍川士大夫豪族,已从地方领袖转变为全国性的领袖,渐居于全国士大夫豪族的核心位置,对东汉豪族士族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两合氏族"通婚现象的人类学解释

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角度看,《诗.风》中有关“在水一方”式的隔河恋悲剧,表现的是“两合氏族”通婚过程中,同族男女在族内男女严格隔离政策下隔河相望、恋而不成的悲剧。这种同族男女隔河而恋的悲剧,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是被严格禁止的,其结局注定是不会成功的,因而造成恋爱者一定的压抑和忧愁心态,但从人类婚姻史和社会发展史来看,却是人类摆脱远古群婚制的必然产物,因而具有进步意义。     

江南家族研究的新视野——兼评《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

新近推出的《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以＂文化世族＂这一核心概念,通过区域比较和跨学科沟通,从国家与地方之间多维互动的角度出发,系统剖析了苏州文化世族的内涵特色、家族运行和社会功能等,发掘了维持家族长期发展的家庭精神,同时在长时段的视野下研究了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变化,体现了江南家族史研究的新视野。     

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一个理论思考(英文)

与古代希腊、罗马及日耳曼不同,中国古代国家起源走的是一条构建和谐的道路,即没有打碎氏族制度,而是在普遍存在的氏族组织的基础上滥觞国家的萌芽,国家与氏族长期并存而使早期国家完善与发展。氏族制度的长期存在和发展,这一古代中国独具特色的社会结构是和谐构建之路的深厚社会基础。古代中国早期国家构建过程中,十分关注各个氏族、部落的情、义、利、患等问题。这种关注与社会实践成为构建和谐的基石,也是那个时代的领导者成功的标识。直到古代中国早期国家成熟时,还能够看到构建和谐理念的痕迹。     

东汉政局变动中的颍川豪族

颍川豪族群体是东汉政权得以建立的三大支柱之一;颍川士大夫豪族是东汉桓灵之际党人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宦官、清议运动的主导力量。在汉魏之际颍川豪族群体是反对董卓的重要力量;以辛氏、郭氏为代表的颍川豪族与冀州豪族的争执对袁绍政权的败亡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荀或、荀攸为代表的颍川豪族在曹操政权谋士群体中居于核心地位,为曹操统一北方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成为魏晋士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论赵文化概念的内涵和族属

关于赵文化概念,学术界目前尚没有科学而规范的、为多数学人所认可的界定。本文从文化学和历史学理论的视角,对赵文化概念的内涵、时空涵盖以及族属等问题,作了简要的分析和界定。     

试论北魏以来关东大族的“旁支”——以范阳卢氏、渤海高氏和赵郡李氏为中心

以个案分析的方法,对北魏时期关东大族"旁支"的形成、发展及其在北魏末年战乱中所起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进而揭示出关东世家大族宗族内部分化的特点,以及大族旁支以武致显并最终在政治上崛起的必然性。     

两晋江东大族群体政治心态演变的历史考察

江东大族群体是一支在两晋之际江东政局中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重要力量。随着两晋天下及江东形势的不断变化 ,他们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政治心态。在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挣扎后 ,他们选择了与“侨姓”士族合作的道路 ,最终促成了东晋王朝偏安江南的政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