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气候治理中城市的角色转型——兼论中国困境与出路

从全球气候治理的1.0时期、2.0时期到3.0时期,城市逐渐实现了从“幕后参与者”到“共同引领者”的角色转型。这一转型既得益于全球治理理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延伸,更受惠于城市外交理论的推动和全球气候治理中“集体行动的困境”之驱使。就目前来看,中国城市的这一“共同引领者”角色还无法完全体现出来——不仅在隐性的“南北分割”的权力结构和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治理分歧中,面临着对外发展的困境;而且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气候治理行动的“单向”型构造及城市的“经济发展”和“治理责任”的两难抉择中,面临着对内优化的瓶颈。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可以采取“两条干路+六条支路”的“两轨并行”式路径来寻求合理的应对之策。国家可以在寻求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之时,进一步完善国内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和立法,并赋予城市以一定的自主性;而城市也可以在深化城市气候外交,加强与国家的“双向”型气候治理互动的同时,推动“韧性城市”的长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