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技术下智能合约之于合同的新诠释

应用于交易领域的智能合约融入区块链技术,以代码形式表现,可实现合同履行的自动化和不可逆,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合同模式.自助行为说、代理说将智能合约视为对合同过程的外部增强,是侧面功能的法律阐释,并未完全捕捉到实质.智能合约并不一定跨越整个合同过程,也可仅是合同过程某个方面或某个阶段.法律意义上的智能合约不是合同新类型,而是合同关系形式的新发展,即当事人缔结和履行合同的新形式,合同性质未发生实质变化.智能合约满足特定要件构成特殊的书面形式,具有"书面形式+自动履行"功能的特质.民事主体通过智能合约形式订立合同应遵守《民法典》等现行法律的具体规则,以保证合同依法成立与生效.智能合约不等同于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认定其效力应结合智能合约应用中的具体问题展开具体分析.从立法上确认智能合约,在符合国家现有法律、政策基础上编写和应用,实现形式的合法化、内容的规范化是该技术谋求长远发展的保障.技术起步的现阶段,纸质合同、一般电子合同与智能合约在不同方面发挥协作作用,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成为民事交往、商业交易的主要状态.     

谈谈经济合同签订中的陷阱及防范

本文提出目前经济活动中签订合同出现的种种陷阱及防范措施 ,目的在于增加经济合同签订中的法律意识 ,维护经济合同的平等互利、自愿协商、等价有偿、诚实守信的原则     

我国《合同法》应将损害赔偿规定为违约救济的首要方式

对于违约案件 ,法院在选择对受害人的救济方式时 ,应首先考虑损害赔偿 ,还是实际履行 ?西方国家多优先适用损害赔偿 ,因为市场主体的交易目的是赢利 ,而损害赔偿能以最快速度填补受害方的利益 ,且无需违约方配合 ,便于法院执行。但我国现行《合同法》却置实际履行于首位 ,损害赔偿于末位 ,这不符合事理、法理和国际惯例 ,应予修正。     

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制度的研究

探讨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制度的渊源和特征 ,比较研究两种制度的法律内涵 ,指出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制度相互独立 ,不可替代 ,各有优劣。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所确立的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制度 ,是在借鉴吸收国外立法经验基础上的历史性突破 ,标志着我国合同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完善我国合同法应借鉴《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1999年10月1日后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已经借鉴了当今发达国家先进的合同法立法经验和国际惯例,但与其它国家和有关国际公约的立法相比较,若干条文和规定仍然是粗线条的。文章以《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为例与我国合同法对比,探讨了我国合同立法在合同的成立、合同效力问题、精神损害赔偿、“意外条款”的效力、合同的解释等方面的一些缺陷,以期对我国合同法的完善有所借鉴。     

公共政策的社会观基础

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社会现的视角──审视了公共政策。因为在过去的有关公共政策的定义中，我们无法看出各个政策的重大区别，而事实上它们在是否符合人性的需求，充分考虑民意的基础并有效促进了人民的自由与福利等方面是有着重大区别的。本文将公共政策界定为是一定的权利中心在众多备选的计划、规划或可行之行动方案中作出选择并采取行动的这样一个过程。由此对选择的社会观基础进行考察，社会观影响到了人们对待集体行动的态度，进而又影响到社会秩序观。而持有不同的社会秩序观的人对公共政策有着根本不同的看法，最终得出好的公共政策的基本的制度安排。     

Generations,Identities, and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Che Guevara1

Has the image of Che Guevara lost its power to evoke radical politics in the face of pervasive commodification?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this 1960s political icon has called into question the power of the market to shape collective memories. Meanwhile, antisystemic movements of the left continue to erect his image at protest events. In light of this contest over how Che Guevara is remembered, we investigate, using data from a survey of Spanish citizens, who is most likely to recall him. We find qualified support for the theory of generational imprinting—Che is more often recalled by those generations who saw him rise to prominence during their formative years, although prominent as a collective symbol rather than as a living person. Our results also corroborate the claim that historical figures or events are more salient for, and therefore more likely to be remembered by, some subgenerational units than others. Thus, although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are in general more likely than their elders to recall Che, he is most frequently remembered by the highly educated leftists who espouse postmaterialist and posttraditionalist values and identify more with their local regions than with the nation of Spain. These patterns suggest that, in contrast to the dire predictions of mass culture theorists, the memory of Che Guevara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tied to markers of social, ethnic‐regional, and political identity.     

单位词用法探析

以单位词为中心词的名词词组的深层结构决定单位词的语法特征和语义特征。该深层结构多半可以通过单位词的转换功能映现为主动句或被动句的表层结构。在表层结构中,主语名词除去语法形位后的最后一个音节和谓语动词的第一个音段的组合在语音上是可接纳的。     

马克思理论视野中的社会契约论

马克思在建构自己理论的过程中 ,对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的社会契约论思想进行了批判。他的批驳主要体现在 3个方面 :反对社会契约论所采用的个人主义的理论前提 ,认为人本质上是社会性存在 ;揭示社会契约论所预设的个人自由的实质 ,认为这只是形式的自由 ,人的本质同人的存在处于尖锐对立之中 ;在研究方法上 ,认为在对社会 (包括对社会的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 )进行的科学分析中 ,应坚持以经验为基础 ,而社会契约论者所采用的高度抽象的论证方式 ,因袭的是传统社会理论的抽象研究方法论范式。     

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契约自由与合同法

合同法是美国法律体系中最重要的柱石之一 ,契约自由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但美国合同法走过的历史道路也许不能简单地概括为从意愿论的胜利到合同的死亡。 2 0世纪的美国合同法面临重重挑战 :立法入侵、行政机构权力的扩大、大公司的发展、经济的复杂化和不确定性、社会各阶层对公平的要求。为了应对这些挑战 ,美国合同法进行了重大调整。这些调整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使合同法具有适应社会经济变化的更大的灵活性和更高的公平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