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技术下智能合约之于合同的新诠释

应用于交易领域的智能合约融入区块链技术,以代码形式表现,可实现合同履行的自动化和不可逆,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合同模式.自助行为说、代理说将智能合约视为对合同过程的外部增强,是侧面功能的法律阐释,并未完全捕捉到实质.智能合约并不一定跨越整个合同过程,也可仅是合同过程某个方面或某个阶段.法律意义上的智能合约不是合同新类型,而是合同关系形式的新发展,即当事人缔结和履行合同的新形式,合同性质未发生实质变化.智能合约满足特定要件构成特殊的书面形式,具有"书面形式+自动履行"功能的特质.民事主体通过智能合约形式订立合同应遵守《民法典》等现行法律的具体规则,以保证合同依法成立与生效.智能合约不等同于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认定其效力应结合智能合约应用中的具体问题展开具体分析.从立法上确认智能合约,在符合国家现有法律、政策基础上编写和应用,实现形式的合法化、内容的规范化是该技术谋求长远发展的保障.技术起步的现阶段,纸质合同、一般电子合同与智能合约在不同方面发挥协作作用,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成为民事交往、商业交易的主要状态.     

谈谈经济合同签订中的陷阱及防范

本文提出目前经济活动中签订合同出现的种种陷阱及防范措施 ,目的在于增加经济合同签订中的法律意识 ,维护经济合同的平等互利、自愿协商、等价有偿、诚实守信的原则     

基于定货合同的供应商柔性分析和选择模型

供应链及供应链管理是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和工商企业管理者共同关心的课题,他们提出了众多分析方法和分析模型,但由于计算复杂,在实际操作中运用较少。实际上,在供应链业务流程中,供应合同是最关键的法律文件,合同信息分析能很好地减少不确定性,降低风险。因此,供应商和购货商选择模型应包括以下参数:单位供应价格、定货周期、最小定货提前期、每个周期最小定货量、临时配送补偿系数、定货量小于最小定货量补偿系数。     

我国《合同法》应将损害赔偿规定为违约救济的首要方式

对于违约案件 ,法院在选择对受害人的救济方式时 ,应首先考虑损害赔偿 ,还是实际履行 ?西方国家多优先适用损害赔偿 ,因为市场主体的交易目的是赢利 ,而损害赔偿能以最快速度填补受害方的利益 ,且无需违约方配合 ,便于法院执行。但我国现行《合同法》却置实际履行于首位 ,损害赔偿于末位 ,这不符合事理、法理和国际惯例 ,应予修正。     

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制度的研究

探讨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制度的渊源和特征 ,比较研究两种制度的法律内涵 ,指出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制度相互独立 ,不可替代 ,各有优劣。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所确立的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制度 ,是在借鉴吸收国外立法经验基础上的历史性突破 ,标志着我国合同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试论先秦儒家的分配正义观

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分配正义观是建立在仁礼正义论基础之上的,它主要以礼义差等作为正义的分配原则。     

见义不为现象的法律救治

见义勇为立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规定社会和国家对见义勇为者权益的救济和保护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作者认为对见义勇为者的权益实行法律保护是救治当前道德冷漠现象的一剂良方,是与现实需要紧密结合的法律规范。它的制定与实施又进一步充实了法律的正义精神,是法律价值的全面体现。但在现阶段我国还不具备相应的历史与现实条件用法律强制的手段推行见义勇为的道德行为。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刑事陪审制度功能之比较

陪审制度的功能是陪审制度得以存在和延续的理由 ,笔者首先剖析了陪审制度的沿革及其发展趋势 ;进而阐述陪审制度在两大法系中共有的功能 ;最后分别阐述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刑事陪审制度功能     

完善我国合同法应借鉴《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1999年10月1日后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已经借鉴了当今发达国家先进的合同法立法经验和国际惯例,但与其它国家和有关国际公约的立法相比较,若干条文和规定仍然是粗线条的。文章以《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为例与我国合同法对比,探讨了我国合同立法在合同的成立、合同效力问题、精神损害赔偿、“意外条款”的效力、合同的解释等方面的一些缺陷,以期对我国合同法的完善有所借鉴。     

严复的能力观及其对当代公共管理创新的启示——对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的一种解读

对美国著名汉学家史华兹的代表作<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进行文本解读发现:该著所反映出的严复能力观对当代公共管理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严复认为中西方的关键性差别在于能力,而隐含其中的是以能力为导向的主体意识和公共意识方面的差距."-3代公共管理的创新发展有必要吸收严复能力观中的思想精髓,以国家能力建构为着力点,以公民启蒙为社会基石,以突显公正为其内在灵魂.对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家而言,努力实现国家能力与公民自由问的平衡是达致善治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