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债务协商视角的债转股定量研究

针对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关注的债转股问题，基于债务协商谈判思想，建立部分债务股权互换模型，计算公司证券价格，探讨了债转股对公司价值、破产概率、破产损失成本和资本结构的影响，给出了银行等债权人愿意债转股的充分条件。结果表明：在事先破产清算协议贷款下，事后全部债转股总能提高公司股权价值，但并不一定能提高债券价值。只有其协商谈判能力满足一定条件，公司债权人才愿意事后选择债转股，实现帕累托改进、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其次，在公司股东协商谈判能力的一定范围内，部分债转股能提高公司价值，其最优转股债息比例随着公司资产风险的增大而增加。再次，债转股能降低公司破产风险和破产损失成本，但同时也提高了债券风险溢价。最后，随着股东谈判能力增强，最优协商转股债务比例、杠杆率都减少，而债券风险溢价增大。本文所得结果对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如何实施债转股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需求率受推广努力水平影响的新能源汽车租赁系统协调契约

考虑由新能源汽车租赁企业和政府组成的二级系统，在需求率为随机且与推广努力水平相关的市场环境下，建立了新能源汽车租赁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博弈模型，探讨了分散决策、集中决策、收益共享与成本共担契约下的最优车队配置和推广努力水平，并对三种情形下的最优决策进行了比较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分散决策情况下无法实现系统协调，通过引入成本共担与收益共享组合契约，当契约参数满足一定条件时，该组合契约模型不仅可以实现系统协调而且可以使系统成员达到帕累托改进。最后通过算例分析，验证了模型了可靠性和有效性。     

区块链技术下智能合约之于合同的新诠释

应用于交易领域的智能合约融入区块链技术,以代码形式表现,可实现合同履行的自动化和不可逆,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合同模式.自助行为说、代理说将智能合约视为对合同过程的外部增强,是侧面功能的法律阐释,并未完全捕捉到实质.智能合约并不一定跨越整个合同过程,也可仅是合同过程某个方面或某个阶段.法律意义上的智能合约不是合同新类型,而是合同关系形式的新发展,即当事人缔结和履行合同的新形式,合同性质未发生实质变化.智能合约满足特定要件构成特殊的书面形式,具有"书面形式+自动履行"功能的特质.民事主体通过智能合约形式订立合同应遵守《民法典》等现行法律的具体规则,以保证合同依法成立与生效.智能合约不等同于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认定其效力应结合智能合约应用中的具体问题展开具体分析.从立法上确认智能合约,在符合国家现有法律、政策基础上编写和应用,实现形式的合法化、内容的规范化是该技术谋求长远发展的保障.技术起步的现阶段,纸质合同、一般电子合同与智能合约在不同方面发挥协作作用,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成为民事交往、商业交易的主要状态.     

消费者导向类型与电商全渠道决策研究

从现实出发，基于不同消费者导向类型研究了电商的全渠道决策问题。首先建立电商单渠道销售的基础模型，并得出最优产品组合、价格和交付时间。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消费者为产品导向型和渠道导向型情况下电商采取全渠道决策的条件，得出双渠道产品组合、价格及交付时间的最优决策；并进行了数值验证。研究发现，同一渠道提供的产品其最优价格相同，最优交付时间只和消费者耐心程度及交付成本函数有关。若消费者为产品导向型，仅当双渠道运营成本之差较小且消费者耐心程度较低时，电商进入线下渠道才有利可图，且在线下渠道提供最受欢迎的产品，线上渠道提供剩余产品。若消费者为渠道导向型，电商进入线下渠道必然有利可图，且在线下渠道提供最受欢迎的产品，线上渠道提供所有产品。     

谈谈经济合同签订中的陷阱及防范

本文提出目前经济活动中签订合同出现的种种陷阱及防范措施 ,目的在于增加经济合同签订中的法律意识 ,维护经济合同的平等互利、自愿协商、等价有偿、诚实守信的原则     

成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研究

由于观念的束缚 ,我国企业成本管理中普遍存在忽视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缺乏价值链分析、成本内部控制滞后等问题 ,它严重地影响了经济效益的提高 ,妨碍了企业发展。因此 ,应采取激励科技创新、树立成本效益观念、研究成本的系统管理、强化企业内部控制等措施对成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认真加以解决     

关于建立我国社会信用制度体系若干问题的探讨

市场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或信用经济,但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处于发育阶段,企业信用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一些失信行为出现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当务之急是要切实加快社会信用制度体系建设,这直接关系到能否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市场效率,直接关系到市场经济能否长期繁荣。从信用管理立法工作、加强对信用行业进行相应的管理和监督等四个方面提出建立、健全我国社会信用制度体系的建议。     

基于定货合同的供应商柔性分析和选择模型

供应链及供应链管理是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和工商企业管理者共同关心的课题,他们提出了众多分析方法和分析模型,但由于计算复杂,在实际操作中运用较少。实际上,在供应链业务流程中,供应合同是最关键的法律文件,合同信息分析能很好地减少不确定性,降低风险。因此,供应商和购货商选择模型应包括以下参数:单位供应价格、定货周期、最小定货提前期、每个周期最小定货量、临时配送补偿系数、定货量小于最小定货量补偿系数。     

我国《合同法》应将损害赔偿规定为违约救济的首要方式

对于违约案件 ,法院在选择对受害人的救济方式时 ,应首先考虑损害赔偿 ,还是实际履行 ?西方国家多优先适用损害赔偿 ,因为市场主体的交易目的是赢利 ,而损害赔偿能以最快速度填补受害方的利益 ,且无需违约方配合 ,便于法院执行。但我国现行《合同法》却置实际履行于首位 ,损害赔偿于末位 ,这不符合事理、法理和国际惯例 ,应予修正。     

论邓小平的代价观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 ,针对中国的特殊情况 ,他不仅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代价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而且还指出中国在改革开放中产生代价的客观必然性以及如何正确看待改革中的代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