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世策墨林诺们罕活佛圆寂日期与地点续考

二世策墨林诺们罕是清代西藏著名活佛，原籍甘肃省洮州厅卓尼土司辖区，曾任西藏摄政（1819-1844）、第七十三任甘丹赤巴和十世达赖喇嘛的正师傅，是西藏历史上权势最大、结局最为悲惨的摄政活佛。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六月其被革职查办，拘禁拿问，次年（1845年）奉旨流放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国内外史学界对其最终结局、圆寂时间、圆寂地点、享年岁数及其呼毕勒罕三世策墨林活佛的出生年份历来众说纷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表明：成丰十年四月十九日（1860年6月8日），二世策墨林诺们罕活佛在新疆喀喇沙尔乌讷恩苏珠克图旧土尔扈特蒙古南部落的札萨克卓哩克图汗旗圆寂，享年69岁（1792-1860年），遗骨奉旨安葬于该旗境内的佑安寺（又称永安寺、巴伦台黄庙），其呼毕勒罕三世策墨林活佛出生于成丰十一年（1861年），而非其他年份。     

藏区苯教寺庙建筑发展述略

宗教建筑既是宗教文化的产物,又是宗教文化重要的物质载体,不同教派的寺院极为生动明显地折射出相应宗教文化的发展踪迹。根据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将苯教发展历史与苯教寺院的发展相联系,对藏地苯教寺庙的发展演变、地区分布以及建筑特点进行初步的研究,并以卫藏地区的热拉雍仲林寺和卫藏周边地区雍仲拉顶寺的两个代表性寺院为例,详细描写寺院的情形,期望能够对藏地宗教建筑的了解起到一定的查遗补漏的作用,同时,对苯教寺庙建筑的深入研究也有助于对丰富多彩的藏文化作出更为整体和全面的理解。     

清代广西三界庙地理分布与三界神信仰探析

三界庙在清代广西各府中都有分布,主要集中分布在南宁、浔州、郁林、平乐、梧州等五府(州),呈现出一种沿着西江流域自东向西递减的分布规律,在郁江两岸分布最为密集。清代广西已经初步形成了三界神祭祀圈,而这种祭祀圈的出现与三界神的现实功利色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塔尔寺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述论

藏传佛教诸教派中影响最大的格鲁派寺院——塔尔寺,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被树为鲁沙尔镇、湟中县乃至青海省发展旅游业的特色品牌,在实现“旅游兴青富民”的发展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开发和利用塔尔寺蕴藏的丰厚文化资源,具有突出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甘南、肃南地区藏传佛教的现状调查

甘南、肃南地区信教群众的宗教意识与宗教行为更加现实化和理性化,较前呈现良性发展,寺院的生产自养事业正在陆续兴起;对此,政府机构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予以引导。     

盘古国文化遗迹的实证考察——盘古神话来源问题研究之四

南朝梁人任昉《述异记》记载:“古说:盘古氏夫妻,阴阳之始也。今南海盘古氏墓,亘三百里,俗云后人追葬盘古之魂也。桂林有盘古祠,今人祝祀;南海中有盘古国,今人皆以盘为姓。”长期以来,对于任这一地理方位清楚、地点明确、内容翔实的记载,被一些神话研究者视为“伪作”而忽略不论或避而不谈。通过深入的实地调查,在《述异记》中所记载的桂林郡及盘古国故地——来宾市及其相邻地区发现有大量的盘古庙,当地壮族民间至今仍流行对于盘古的信仰与祭祀之俗,保留有许多盘古地名和“以盘古为姓”的居民,印证了任昉《述异记》记载的真实性和可信性,进而实证了珠江流域是盘古神话的发源地,珠江流域原住民族——壮侗语民族是盘古神话的始创民族。     

庙会民俗传承形态研究——以邯郸黄粱梦庙会为例

庙会民俗传承形态是庙会民俗表现形式及其功利性目标在传承过程中的变化,具体而言就是庙会民俗事象及其内涵和功能的变化。仔细辨识、分析庙会民俗事象的变化,发现庙会民俗的传承形态主要有四种,分别是庙会民俗事象的"消失"、"消长"、"更替"和"泛化"等。对庙会民俗传承形态的的探讨和研究,有助于更好地认知、理解和把握庙会民俗的传承规律及庙会民俗的历史发展轨迹。     

宋代城隍神赐额封爵考释

宋代是城隍神信仰迅速发展的时期,北宋末年至整个南宋时期,朝廷通过对城隍神的封爵赐额这一手段对其加以控制和管理,使得宋代城隍神的官方化色彩和人格化形象深入人心,并影响到了元明城隍神信仰的发展.     

唐代佛教与山水共生的寺院诗

在中国诗史上,唐代是寺院诗创作的转进与勃兴期,作品数量及题材拓展均取得极大突破。在书写模式上,相继形成藉景畅理、触境明心、纪实绘景三种类型,充分体现佛教与山水互彰的共生性,为山水诗开拓出全新境界。唐人寺院诗重写景造境,常以动静相生法状清寂之景,物态生动,意境幽玄。寺院诗在艺术表现上追求警策,字锻句炼,隽语频出,普遍形成以精切之语状绝胜之景的艺术效果。     

社会转型时期西部农村的庙会组织——以陕北地区为例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西部农村民间组织如庙会的活跃显示出地方自治力量。实行自主管理,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业;借助红色区域的集体记忆表达公共意愿;与地方政府形成良性互动。庙会活动提供了公众参与地方自治以及与政府对话、交流的一种途径。中国民间组织在现实活动中的空间领域,可以理解成为：一定程度的自治,积极的社会参与,主动纳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