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典绝对物权到现代相对物权--物权观念变迁的历史考察与比较分析

物权观念是整个物权法藉以建立的逻辑基础.物权观念经历了由古典绝对物权到现代相对物权的变迁.普通法系早在15世纪末就顺利地实现了这一变迁,大陆法系中的法国法系也在18世纪末产生了成熟的经由契约变动物权的相对物权思想,而德国法系的物权法则始终囿于古典的绝对物权理念.我国未来物权法应当顺应物权观念演进的历史潮流,实现由绝对物权到相对物权的历史性更新.     

论股权代持的法律性质和效力

在《公司法》即将迎来第六次修改之际,明确股权代持的法律性质和效力有助于在鼓励投资兴业与维护交易安全之间实现动态平衡与同频共振。鉴于信托法承认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和信托义务的严格性,除非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另有特别约定,应运用信托关系去解释和梳理股权代持关系。要基于“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现代法治理念,充分尊重和有效保护股权代持的效力。股权代持关系的效力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维度。就对内关系而言,要大力弘扬契约精神和信托文化,要全面夯实隐名股东的知情权、收益权、股权行使策略调整权、股权处分撤销权、名义股东解任权、治理参与权和显名权等一系列权利。就外部关系而言,外观主义是化解隐名股东与善意第三人之间权利冲突的基本原则。善意取得制度适用于股权代持情形,有助于维护交易安全,改善股权流动性。在强制执行程序中,隐名股东也应礼让名义股东的善意债权人。但若名义股东的债权人明知或应知名义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则不适用外观主义原则。为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对股权代持的效力应采取“原则有效、例外无效”的价值取向。为严格限定无效股权代持协议的范围,建议导入“三步法”思维,精准识别效力性规范。裁判者援引“公序良俗”确认股权代持无效时更应慎之又慎。     

描述、诠释与外在主义

在语义学风行的年代里,研究对象是否得到正确的描述,往往只考虑语句用于描述对象时是否可确证为真;那个时候,大多数人都相信,句子先有句义,才有真值可言;"要预先掌握句义,才有可能确定语句的真值"被视为守则;那么,说话者是怎样认识句义呢?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蒯因提出极度翻译,让我们看到翻译者即使没有先行掌握对象的结构或者句义,也能够掌握语句的真值.从此,研究真值问题就不必先为结构或语义是否可知的问题而操心.其后,戴维森借用了翻译者的方法,去说明极度诠释如何实现之时,让我们看到了描述对象离不开受话者的诠释;而诠释是否成功,则要看相关的对象是否为发话与受话双方所共同确认的谈论目标.我们有理由相信,考虑描述是否正确,既要考虑诠释的问题,也要考虑哪些外物左右了句子的内容,有外在主义的色彩.     

普特南对传统语义理论的批判和外在语义论的构建

意义理论是语言、哲学和逻辑研究无法回避的重要论题之一,传统的意义理论往往带有心理主义的特征。普特南和克里普克等人的新意义理论反对传统意义理论的内在主义观点,他的＂语言社会劳动分工＂论揭示了意义对社会和文化背景的依赖性,从而走向了外在主义的意义理论。     

语义外在论视角下称呼语的语用制约研究

称呼语的使用受很多因素制约。当研究者试图解释称呼语的制约因素时，往往借助文化理论、面子理论和关联理论等。目前，尚未有研究者从语言哲学的视角对称呼语的语用制约机制进行研究。我们拟借助语言哲学中的语义外在论对该问题进行探讨，希望能更深入地认识称呼语的使用问题，同时，为相关研究提供跨学科的视角。     

从普特南的语义外在论看翻译的开放性

19世纪以来的不可译理论强调不同语言由于文化背景和语言形式的差异而产生了翻译障碍,从而否定不同语言之间完备翻译的可能性.普特南在<理性、真理和历史>中以生活实践为立足点,阐明了其语义外在论观点,从中可窥见其对不同语言间在形式和内容上同时做出完备翻译的不可能性的部分认同,但其出发点却与传统不可译理论大相径庭,结论则是翻译的开放性而非翻译的不可能性.文章试图超越纯粹语言形式之间的关系,从语义外在论的视角来讨论不同语言之间翻译的可能性与开放性.     

外在主义对当代西方哲学进路影响及其形而上学意义

外在主义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标志着现代哲学关注的核心开始从语言分析向心灵分析的转向,而外在主义自身又经历了从消极外在主义向积极外在主义的演进。外在主义面临的问题及其对这些问题的应对和解答向我们揭示了：语词的意义与人内在的心智,以及外部环境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并且这种联系不是静止和单向的,而是一定要在相互的影响中体现出主客体之间的辩证联系。进而我们可以说,外在主义其实不外乎是利用现代科学与技术工具,以更加规范和精致的方式为康德所提出的“人为自然立法”的形而上学论断做辩护。其对心灵过展问题的思考旨在揭示：康德为人类认识能力所划出的界限仍然适用于现代科学研究。     

普特南对传统语义理论的批判和外在语义论的构建

意义理论是语言、哲学和逻辑研究无法回避的重要论题之一,传统的意义理论往往带有心理主义的特征。普特南和克里普克等人的新意义理论反对传统意义理论的内在主义观点,他的“语言社会劳动分工”论揭示了意义对社会和文化背景的依赖性,从而走向了外在主义的意义理论。     

天津经济振兴及其启示

天津经济已走出低位徘徊并实现初步振兴。天津经济振兴是实施"三五八十"四大奋斗目标的结果,是坚持开放带动战略,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强力推行外生性工业化模式的成功。天津经济振兴的启示包括,必须摒弃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走外生性工业化模式为主、内生性工业化模式为辅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必须着力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重塑经济的微观基础;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必须切实转变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     

生育行为的经济学解析

生育行为是一种具有较强外部性的行为。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分配、劳动就业等制度安排 ,使家庭生育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强烈扭曲 ,客观上成为多生多育行为的制度激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有效地破解了生育行为外部性内在化的难题 ,从制度层面上约束了人们多生多育的意愿 ,是实现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一致的制度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