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觉辩护与弱基础主义

基础主义与融贯论关于知觉辩护的争论,使得"弱基础主义"存在可能。根据"弱基础主义",知觉信念享有一定程度的直接辩护,同时这些得到部分辩护的知觉信念可以获得相互的辩护支持,从而成为合理可接受的信念。"弱基础主义"不同于基础主义和融贯论关于知觉辩护的说明,并且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基础主义和融贯论各自面临的难题。     

论邦久的确证的内在主义

重建知识论是邦久哲学的终极命意,而如何理解确证的本质是重建知识论的关键所在。邦久的确证理论经历了前期和后期截然不同的重大变化,在批判基础主义与外在主义的基础上,前期的邦久形成了有着重大影响的内在主义的一致主义,但由于内在主义的一致主义逐渐显露出严重的理论困难,邦久最终放弃了这一理论,重新回到了内在主义的基础主义之路上来。     

斯特劳森的基础主义

基础主义是西方知识论中的主流理论，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经过笛卡儿、康德、罗素等，一路传承至今。斯特劳森的描述的形而上学可以视为是一种基础主义，它试图描述我们人类的思想结构，为经验或客观殊相的知识寻求合理的基础和根据。这种基础主义把基本殊相视为基础的信念，而基本殊相有物质物体和人两个，前者为我们提供指称框架或概念图式，后者为我们的经验提供了出发点和根据。     

康德哲学的基础主义

基础主义是西方知识论中的主流理论,有其渊远的源流与不同的表现形式。康德的先验哲学属于一种特殊类型的“建构性”的基础主义。它努力为知识寻求客观性与普遍必然性的根据。这种基础主义表现为将范畴作为基础的信念,论证范畴对非基础信念(判断、命题)的支持关系。在道德哲学中,它表现为道德的建构主义。康德的基础主义构成了现代性思维方式的一个要素,它凸现了范畴在思维中的根据作用,阐发了一种主动的、建构性的思维方式;其缺陷则在于作为基础信念的范畴过于绝对化。     

“人文儒学”批判与后儒学当代突围——兼与李承贵、夏锦乾商榷

在当代,面临各种挑战的儒学境遇窘困。学术界关于儒学的探讨,有很多有价值的观点,但整体存在方法论上的认识偏误。其中,李承贵关于人文儒学为儒学的本体形态之说脱离了当代现实的学术诉求,在学理逻辑上也难以成立。夏锦乾关于巫文化家族血缘制为儒学统绪的观点,囿于文化解读和批判的视界来理解当下的儒学建设,也存在对儒学后现代生成认识不足的局限。儒学的当代生存,只有依托后现代视界的理论介入、展开后儒学的理论突进,才能寻到生存之路。而后儒学基旨的重构和逻辑空间的拓展,是后儒学当代突围的关键问题。通过后儒学与后现代文化的深层对话,可以形成多元化的当代儒学学科形态。     

论"温和的基础主义"

我们可以依据基础信念非推论的确证程度,将基础主义分为“强的基础主义”与“温和的基础主义”。要求基础信念必须是确定的、不可错的那种“强基础主义”是一种过高的要求,但放低了这种要求的、允许基础信念只是“初步可信的”、“可错的”的温和的基础主义,或许不失为一种合适的有关确证的解释理论。     

论罗蒂对基础主义的拒绝

拒绝基础主义是罗蒂哲学的一个主要特征。罗蒂把实用主义和作为西方传统主流哲学的基础主义看作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坚持并希望扩展实用主义的思想和观点。他认为,当代西方哲学发展和演变的趋势,是向实用主义的思想和观点靠近。这在学理上证明了基础主义是站不住的。实用主义在哲学取向上以政治问题替代认识论问题,实现了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它拒绝寻求基础,包含着对于社会民主政治与哲学思考之间关系的认识。罗蒂对基础主义的拒绝,也是与他的政治信念相关的。     

对自然化认识论研究纲领的诘难与辩护

自然化认识论把科学认识活动看成一种自然现象,主张从探讨各门具体科学入手,用实证科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来研究认识问题,使认识论自然化、科学化,力图在自然科学内部说明认识的合理性。对自然化认识论研究纲领的诘难与辩护主要表现在:它能否摆脱基础主义与怀疑论,它是描述性的还是规范性的,以及认识论自然化与社会化两种趋向的关系。     

The Elevation of the Elite: Historical Trends and Complicity of the Masses

A small group of citizens wields significant influence in the corporat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realms of American society. This group is known in the literature as the elite. Looking at the disparity between the elite and the masses of society in terms of education, wealth, and political power, one might surmise a conspiracy against fundamental democratic principles of equality, justice, and economic fair play. This article addresses non-conspiratorial cultural-contextual factors of history, social structure, media, psychology, education, and the marketplace contributing to the elites existence. It is concluded that non-conspiratorial factors play a primary role in their rise to global influ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