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命”义浅析

试图通过字形、字义分析和思想史的追踪,阐述“命”的原始意义,并由此出发梳理其在先秦时代的引申和流变,展示其丰富的思想史意义,阐明其所担当的政治正当性意涵及其所蕴涵的个体伦理使命。     

庄子与易经精神比较

道家庄子与易经精神有许多相互沟通之处,如齐物论"天籁地籁人籁"与易经八卦、天运黄帝咸池张乐与易经阴阳思想以及庄子外杂篇与易经卦象的沟通等。以通的原则来解释庄子与易经的精神,可以诠释他们的精神内涵和"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气质。     

从“诠释学”到“诠释之道” ——中国诠释学研究的合法性依据与发展方向

依据中国学术的一贯传统,所谓“诠释学”实际上就是“诠释之道”,有古今之别,更有中西之异。据此,不仅可从根本上阐明中国诠释学研究的合法性,厘清中西诠释传统和理论之间的关系,更能获得中国诠释学研究在“后西方”时代的自我定位和发展方向。中国诠释学研究所要努力探索和建构的,乃是中华文明的现代诠释之道,它将继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诠释传统,自成一体而又具有充分的开放性、涵摄性和普适性。     

儒家人文信仰的完成——朱熹《四书集注》的思想信仰分析

以《四书》为代表的早期儒学奠定了儒家人文信仰的基础,而理学家朱熹通过重新诠释《四书》完成了儒家的人文信仰。一方面,朱熹以更加理性主义思想方法与概念体系建构以"天理"为中心的哲学体系,以解决人文准则与终极实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朱熹的理论又是一种宇宙目的的象征性表达,包含着生命体验的终极关切,故明显具有信仰的特征与宗教的功能。     

方以智的语言哲学思想

方以智明确地反对将《通雅》视为一般的训诂著作而忽视其中的微言大义，表明他已经很自觉地将训诂工作擢升到作为追求天道的理想方法。他在“欲挽虚窃，必重实学”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了“欲通古义，先通古音”、“言者，载道之器”、“文章即性道”和“文章薪火”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语言哲学思想。     

宋代史学的政治功利主义与春秋宋学——蠡测宋代史学成就的另一面

宋代春秋学仰承中晚唐以来的新学风,舍传求经,引领宋学兴起。首先,史家的史著中大量注入尊王为核心的《春秋》精神,经、史趋于合流。其次,史家以表彰《春秋》尊王之旨为职志,赋予史学以强烈的政治功利主义色彩。第三,史家以《春秋》大义绳历代群史,司马迁改编年为纪传,刘知V作《史通》疑古惑经,皆受到激烈抨击。第四,《春秋》义例被奉为史家极则。史家发挥所谓春王正月之义,厘定年序,为宋廷争正统;效《春秋》书法,严格义例,彰显尊王之旨,严责臣节以重教化。第五,宋代春秋学家突出强调《春秋》的尊王理念而少讲攘夷,高唱尊王,鞭挞一切僭上乱名之举,造成舆论压力。史家皈依天理,共同推动史学走向理学化。     

心存事外，与时俯仰——山涛玄儒兼治研究

竹林七贤中,一般以阮籍、嵇康、山涛并称代指,《世说新语·任诞》与《晋书·嵇康传》均作如是提法,山涛在七贤中年辈最高,比排行第二的阮籍长五岁,比排行最末的王戎则大29岁;《晋书·山涛传》云:“(涛)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游,著忘言之契”,可见山涛在竹林七贤形     

论五四时期戴季陶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局限

五四时期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介绍主要集中于劳工思想、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唯物史观等,这些介绍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他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几乎就要成为早期中共党员之一。但是,由于戴季陶的阶级局限性和客观上是非不分的理论环境,使得他最后还是选择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     

初读朱熹

综述朱熹理学的主要内容,阐述朱熹的教育思想,考证朱熹为官清廉的历史事实。文章认为,朱熹在抗金派与投降派的矛盾、理学与反理学的矛盾、清正为民与腐败集团的矛盾这三大矛盾中从事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并成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思想家,重视教育、躬行不懈、在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上不断探索的教育家,具有民本思想的爱国廉政的好官。研究朱熹,进行批判继承、合理扬弃,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     

《河伯》篇中“美人”与《山鬼》篇中“山鬼”的关系

以往的楚辞研究者多以为《九歌》第八篇《河伯》篇是祭祀黄河的神或单纯祭祀河神的诗歌,第九篇《山鬼》篇是祭祀山鬼或单纯祭祀山神的诗歌,由此可推论:《河伯》篇和《山鬼》篇没有直接的关系,歌唱的主体是祭祀山河神的祭主,等等。本文认为:《河伯》篇是河伯(死后世界连接九重天的九河的男神)的独白诗;《山鬼》篇是山鬼(住在昆仑山死者的魄)的独白诗;《河伯》篇的"美人"是死者的"魂"的忌语,与《山鬼》篇的"山鬼"(死者之魄)本来是成双成对的关系;《河伯》篇和《山鬼》篇中作为诗歌背景的舞台是九河(死后世界直通九重天的河)和昆仑山(死后世界中想象的山)之间,这两个世界本来在一条直线上。文章运用新出土的考古资料对以上理论上的假说给予了科学的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