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监事会的业务监督——以中日两国董事义务为视角

我国公司法上的监事会，是对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业务执行进行专门性监督的常设机构，该专门性监督能否取得实效将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绩效及利害关系人的利益，而明确监事会的业务监督权限是提高监督实效的关键。本文通过与日本法的比较研究，以2005年公司法增设的勤勉义务（Duty of Care）为焦点，对公司法修改后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的业务监督范围及内容进行了新的解读与探索.     

也谈"错案追究制"

错案追究制自运行以来存在着许多问题,其所具有的负面影响超过了其积极效应的一面.本文从多角度分析了错案追究制产生的影响,并对错案进行了科学的界定.在此基础上,本文倡导错案追究制应让位于全面的司法改革,并提出了具体的司法改革措施.     

一种新的刑法解释学观点——以刑事政策为中心的分析

刑法解释远非一种单纯探寻刑法文本含义的学究式思维游戏,而且刑法解释的依据不应当是刑法文本.刑法解释本身是一种利益衡量的活动.在这个利益衡量游戏中,无论是刑法有权解释还是刑法适用解释,刑事政策通过各种组织化的力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工程建设招投标的质疑与法律救济程序研究

工程建设招投标质疑对于监督招标采购实体的行为和决定,以及招标采购实体所依据的程序,保护承包商的合法权益有重要的意义。从政府采购这一较为宏观的框架对工程招投标质疑及其审查程序作理论与立法上的探索。     

对由普通法院实现宪法司法化的质疑

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 [2 0 0 1 ]法释 2 5号批复 ,被认为是“冒名上学事件引发宪法司法化第一案”。文章就此对宪法司法化的含义进行了界定 ,认为其应包含两个方面因素 ,即外在形式与内在意义。对于在我国可由普通法院实现宪法司法化的观点提出了法理上的三点质疑 :一是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不能认为是宪法司法化的第一案 ;二是我国由普通法院实现宪法司法化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 ;三是在技术操作上也存在难以克服的难题     

论高校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符合我国国情 ,也是科学决策、权力制衡的要求。但需要正视和解决存在的四个问题 ,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党政领导之间闹矛盾 ;对党政领导的监督、制约 ;党委组织机构的精简等 ,使该体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     

司法鉴定之中立性问题研究

“中立”,作为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理念从古罗马时代至今未有改变。有所缺憾的是,与中立理念在诉讼中的应有地位相比,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中立的重要价值,对其理解过于狭窄,现有制度对诉讼中立性的保障或体现也有所不足,影响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实现。因此,笔者从广义的中立观出发,以司法鉴定制度作为切入点,对其中有违中立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管见,以求教于各位同仁。     

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理论架构

对审委会制度的改革,有人主张废除审委会制度为其核心内容;也有人主张目前应在保留的基础上予以改革和完善。废改之争,焦点是研究方法之争。主废和主改各有其弊,应通过立法程序按照“不审不判”的思路重塑审委会制度,明确审委会审判组织的地位,赋予其合议、陪审、咨询、调研四大职能及案件实体决定权和指导权,并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程序。     

论当代中国司法独立的价值定位

全球化不仅对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也对中国法治建设提出了严峻挑战,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领域就是对司法独立制度建设方面的挑战。面对波澜壮阔的法律全球化浪潮,我们应该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现行宪政的体制下,完善我国的司法独立制度,而不是全盘接受西方司法独立的政治体制及其所谓西方法律理想图景并根据它们去设计中国的法制未来。     

立案登记制改革:理论基础、运行困境与路径优化

2015年5月1日起中国正式实施立案登记制,将案件受理制度由审查制改为登记制,这符合当事人诉权保障的趋势和需求.立案登记制具备诉权保障的功能,可以多维度地践行诉权保障理念,但同时也带来了实践中的滥诉和法院案件数剧增等现实挑战.司法权的属性决定了司法的有限性,其不能解决所有社会纠纷.当立案登记制给审判实践带来的挑战遭遇司法有限性时,势必出现一定程度的冲突.为了平衡这种冲突,需从以下方面进一步优化立案登记制的改革路径:明确立案过程中登记与审查的关系;制定和实施受案范围的负面清单;健全减少需求供给的配套措施;推进立案环节案件的甄别分流;构建滥诉的惩治与防范机制;减少非司法负担对法官职业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