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士人的精神世界:试以王维的生命史和编年诗为例的社会学探索

费孝通先生晚年倡导面向“精神世界”的社会学研究，不仅强调了社会学的人文性格，而且指明了回溯和整理传统思想资源以理解人心的意义。古代士人在仕隐之间的进退趋避是精神世界研究的重要课题，盛唐诗人王维可作为重要个案。本文运用“知人论世”的方法，以王维的生命史、编年诗及他与其他诗人的交往为线索，考察其如何在仕隐之间调适精神世界的矛盾冲突。王维通过人际和诗文往来形成的社会交游空间、自然山水空间和灵性佛理空间，构成一个融和自然与人文的“人生圜局”，以寻求精神世界在“入世有为”和“消极退避”之间的平衡，而其精神苦痛也可以从这个圜局的层级变动或缺失中探寻根源。本文认为，把握世风民情、生命史的再现以及理解和体会的功夫，是研究士人精神世界的重要门径。     

金诗学唐的历程

金代诗歌在受苏轼等宋代诗人的影响之外 ,也受到唐诗的浸润。本文依据金诗发展变化的自身情况 ,考察了金诗学唐的历程。文中将金诗学唐分为金初“借才异代”时期、“国朝文派”时期、金代后期等三个阶段 ,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 ,从一个方面展示了金诗发展的轨迹 ,揭示了金诗的某些重要特点 ,对于我们深入地认识金诗是有裨益的     

三国时期西部农业开发述论

三国时期 ,曹魏控制西北 ,蜀汉占据西南 ,两国主要在西部地区争战 ,粮草供给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 ,为此双方都采取了恢复和发展粮食生产的措施。曹魏在西部一些适宜农业的战略要地大兴屯田 ,开发关陇、稳定河西 ,每年收获大量谷物供给军粮 ,以守为攻 ,迎战蜀军 ;蜀汉占据西南之后 ,诸葛亮注意处理好民族关系 ,发挥当地的农业资源优势 ,劝农积谷。为了解决北伐运粮的困难 ,还在汉中及渭水南岸一些地区设置少量屯田。不同的农业开发措施与双方的治乱胜败有很大关系。     

南宋理学家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

南宋理学家对 王安石新学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二方面：一是斥新学为异端邪说，藉以标榜理学为继孔孟绝 学的正统，二是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根源，予以无情打击。陆九渊 对王安石个人的政治操守和治国理想给以赞誉，但对王安石新学亦持批评态度。理学家批 判新学对南宋社会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这就是在“法祖”的旗帜下，使南宋社会上上下下 因循守旧、政治上保守主义日益弥漫，并且直接影响了元明清对王安石新学及新法的评价。     

甲骨文否定词研究

甲骨文中的否定词比较丰富,它们的用法也不完全相同。研究这些否定词的用法,不仅丰富汉语史的内容,而且也看到,秦汉时期汉语中某些否定词的用法,早在3000年前的殷商时代就已形成,说明汉语的历史的确是悠久而又丰富的。     

隐逸词在南宋遗民词中的新变

元初南宋遗民词人是一个颇具特色的群体,南宋遗民词中的隐逸词是宋亡后士大夫心理与境遇的反映。南宋遗民词人的心奥,南宋遗民词中隐逸词的新特点,是在宋末元初那一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是其时的特有文化现象。     

西汉赋家的个体性生命焦虑

个体性生命焦虑是西汉赋家比较浓郁的生命意识。它较集中地体现于骚体赋和拟骚赋中。可以说,西汉赋家继承先秦时代的人文精神,并结合新时代对士人话语自由及人格自由的限制与剥夺,将屈原的楚骚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对后世文学关注生命具有深远影响。     

游于艺:徐渭的艺术精神

徐渭虽然是明代文坛的边缘人 ,但却代表着明代文学的一种新精神 ,就是以“玩文学”的方式消解“诗言志”、“文载道”的传统。他的诗文创作既非源自某种使命感或道义精神 ,也非社会的写照或干预生活的武器 ,而是一种游戏人生自得其乐的生存方式。他拒绝崇高拒绝深刻 ,化神圣为笑谈 ,化正经为滑稽 ,在明代文学特定的语境中横空出世 ,开启了晚明“独抒性灵”的诗风与文风     

晚唐诗歌否定评价的当代反思

从唐末至今 ,论者对晚唐诗大多持否定态度。反思这种带有明显历史惯性的批评现象 ,不难发现 ,不是晚唐诗缺乏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 ,而是其出现的异于此前诗坛的人生哲学、生活情趣、审美情趣、艺术思维和艺术风格 ,不仅使那些视文学为伦理、政治奴婢的封建文学观念批评者难以认同 ,也使那些对思想文化史发展缺乏认识和分析的批评者 ,难以理解出现在晚唐诗中的种种变化 ,因而导致千余年来的批评失误     

东汉末年的“求真”思潮

东汉末年社会上产生了一股强大的“求真”思潮,在理想与现实、真理与谬误、虚妄与真实等多方面的矛盾与对立中寻找出路,构成了东汉思想的主要趋向。“求真”思潮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同时其表现形式也是多方面的,其产生的后果也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儒家思想自身的修正与道家思想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