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理论视野下的校园血案透视

从社会学冲突理论的角度,分析社会矛盾解决机制的缺位、相对剥夺感的产生以及价值观念的错位是校园血案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并认为,只有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诉求和利益表达、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和壮大公民社会、建构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等治本措施,才能避免校园血案或其他血案的发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征支纪念"币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

1937年底到1938年初,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而日本右翼势力却一直竭力否认日军当年惨绝人寰的暴行,公开叫嚷“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日本政府为表彰当年上海派遣军的“功绩”而颁发的“征支纪念”币的发现,是日本侵略者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有力佐证。     

美国外交关系档案揭秘:1937年秋冬的“泛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14日,美国驻德大使陶德在给总统罗斯福的密电中披露,日本驻德大使东乡茂德承认,日军在攻占南京之前就已杀死了50万中国平民。1938年1月25日,美国国务院接到驻上海总领事高斯就日军暴行的专题报告。这一报告与"广田电报"中记录的英国记者田伯烈关于日军屠杀30万平民的报道的内容完全吻合。美国外交关系档案中记录的来自加害方和第三方的消息相互印证了同一事实:1937年11月至1938年1月,日军在以占领南京为目标的侵略行动中曾经大肆屠杀中国平民和俘虏。若将第三方档案与其他证据(电报、日记、书)连贯起来就能明晰地看到,日军从侵略中国开始就伴随着一系列的屠杀、奸淫、抢劫等残暴的反人类罪行。不仅"南京大屠杀"真实可信,而且在南京沦陷之前、之后,以及在南京周边地区,日军曾施以大量屠杀中国平民的暴行。也就是说,1937年秋冬,不但存在"南京大屠杀",而且还发生更令人震惊的"泛南京大屠杀"。档案及相关记录揭示并证明,日本的侵略野心和军国主义教育就意味着与犯罪相伴,也注定了日本军人成为罪恶的战争与屠杀机器的必然。"南京大屠杀"并非孤立事件,它既不是日军犯罪的开始,也不是其暴行的结束。     

心灵的自我拯救之旅——解读亚历克斯·米勒的《别了,那道风景》

《别了,那道风景》是澳大利亚当代著名作家亚历克斯.米勒的一部新作,全书围绕着大屠杀和共谋犯罪而展开描写。本文以后殖民主义为语境,结合新历史主义文论,来解读作者所揭示的人类在大屠杀那道风景背后的精神拯救,人类的自我反省。     

关于山西反清斗争几个问题的历史思考

回顾并重新思考爆发于清朝顺治年间的山西反清斗争对于姜瓖的反清问题应有恰当的评价;山西人民的反清斗争高潮的兴起,是清朝统治集团实行严酷统治的必然结果;山西人民的反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实行一些让步政策。     

校园无差别杀人案的犯罪心理学分析

分析指出,校园无差别杀人案彻底颠覆了传统社会"冤有头,债有主"的伦理规范,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社会心态更复杂的阶段;认为将校园无差别杀人案作类型化犯罪心理学研究,以探索个体犯罪心理发生的内在机制及其规律具有现实意义和前瞻视野.     

大屠杀·政治·性别——西方20世纪中后期《麦克白》批评研究

莎士比亚戏剧经典批评俨然是20世纪众多理论流派的"展示舞台"。作为莎士比亚的悲剧经典《麦克白》也不断被再诠释和重新理解,并激发出新的哲学意义和思想论争。20世纪中后期的《麦克白》批评研究围绕"大屠杀"、"政治"和"性别"三大主题,简要呈现经典意义重构和再诠释的多重路径,并阐明当代的哲学批评、政治批评、性别批评对当代世界和人类命运的人文关切和现实批判。     

蒙元政权屠戮政策转变考

深入剖析13世纪蒙元政权在对外征伐过程中屠戮政策的转变原因,结果表明：蒙人的屠戮政策之所以发生变化,主要涉及蒙元政权征服政策之转变、蒙人对中原文化之向往、蒙元统治者巩固政权之需要、蒙宋文化碰撞与交融四个方面的要素.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蒙元屠戮政策之转变是蒙宋文化碰撞的结果.     

试析朱元璋重典治官吏与屠戮功臣

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发展到后期,经历了元末的动荡,由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完成了大一统。作为一位封建政治家,他勤政爱民,不辞辛劳,为明王朝的稳定和长治久安耗费了毕生的心血。他重视法制,执行认真,冀图通过国家法律的框架严肃吏治和约束功臣。然而,事与愿违,官吏贪赃枉法,功臣更是骄纵不法,严重威胁着明王朝的统治。严峻的形势使朱元璋的“忧危”情绪日甚一日,更激起其猜忌多疑的心理。于是,在洪武中后期,朱元璋对官吏和功臣法外加刑,进行了大规模的诛戮,确实对吏治有所匡救。但是,他狂暴杀戮,也为明王朝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就其整顿吏治和屠杀功臣的全过程而言,这二者之间又存在着深层次的联系。     

失孤·大屠杀·身份的碎片——论埃德薇奇·丹迪卡的小说《耕耘骨头》

《耕耘骨头》是海地裔美国作家埃德薇奇·丹迪卡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是对1937年多米尼加共和国境内的海地人的文学书写。小说从大屠杀的幸存者女仆阿玛贝尔的角度叙述这一历史事件,让读者重返历史现场,关注大屠杀施加给幸存者、受害者及其亲友的灾难性影响,思考大屠杀带来的个人身份和民族身份问题,讨论对大屠杀进行文学再现的必要性。文章着眼于历史事件的后果,从人物身份与叙事视角出发,就“失孤”“大屠杀”与“身份”等问题进行细查,讨论作品对大屠杀进行文学书写的历史意义。幸存者拼缀破碎身份的努力既是为了求索自身存在的价值,也隐喻了对民族身份界定的公共思考的必要性;与自然灾害导致失孤后果相比,施暴者的刻意遮瞒掩盖使大屠杀导致的创伤更为深重,使受害者难以举证申讨,施暴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和谴责。在资本全球化的今天,这样的文学书写在警示后代和预防类似灾难重现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