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基本依据·价值意蕴·实现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立足世情、国情、民情和党情建立起来的制度体系。从历史选择到制度实践构成了我们在新时代夯实制度自信的基本依据；从共同富裕到人的全面发展彰显了制度自信特有的价值意蕴。站在新的发展阶段，既需要大胆借鉴古今中外制度建设的有益成果，又务必坚持在实践基础上以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以制度借鉴、制度实践和制度创新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     

雄安新区科技企业创新能力评价研究

科技企业是实现科技创新的驱动者和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研究开发的重要参与者,科学评价科技企业创新能力有助于企业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在分析国内外新区科技企业创新驱动发展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研发投入、研发基础、研发效益和现代科技四个角度,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科技企业创新能力评价系统,并通过实证分析说明评价系统的可靠性;根据评价系统测算出现阶段雄安新区科技企业创新能力,通过与成熟新区科技企业的比较,发现其短板和不足,力图为决策者科学合理评价、管理科技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体回归与方法论创新

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治理研究陷入了本土化与主体性双重困境,中国农村社会基础的深度转型,农村研究方法的缺陷以及大规模村庄研究的局限,要求中国农村研究回归深度的村庄研究,尊重农民主体性。在回归村庄研究的方法论上,文章认为要突破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等研究视角的局限,把市场化这一变量纳入分析视野中。村庄主位、农民主体、市场化过程同国家宏观治理体系的互动逻辑,应该构成后中国农村治理研究时代的主要内容。     

关于高校中层副职干部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

高校中层副职干部具有高校干部、中层干部和副职干部的群体特征，应当具备相应的政治、思想、道德、业务、能力和身体等方面的基本素质。高校应当按照现行干部配置规制，结合内部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任用干部。高校中层副职干部的日常活动涉及到社会、学校、家庭等多个层面，必须妥善处理好各种人事关系。     

关于地方高校学报改革和发展的思考

地方高校学报在全面反映高校科研和教学成果，促进校内外、国内外学术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还存有“全、散、小、弱”的状况。为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以改革求发展：一是走集弱成强和强强合并之路；二是有条件地逐步与市场经济结合。可采取创办联合学报，以有实力的学校为龙头合并小弱学报，实行开门办刊，建立论文评审专家组，实施“名栏工程”等改革措施。     

试论投资基金的治理结构

投资基金的治理结构包含三个层次,即基金的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制度安排、基金内部约束机制、外部市场压力及监管制度。针对我国基金治理结构目前存在的问题,可通过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将基金经理的报酬机制与公司的经营业绩挂钩、增强外部市场的竞争压力等途径,使之逐步完善。     

The University: An Agent of Social Change?

Can universities be agents of progressive social change? How would we know if a university was acting as an agent of social change? Drawing on four case studies, I raise a number of questions to problematiz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university as an agent of social change. I outline a number of contributing factors that appear to explain successful cases. I conclude by arguing the relevancy of these cases for larger, and more traditional, sociological projects.     

建立现代企业领导体制刍议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然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科学、合理的企业领导体制。本文分析了这一问题在经济运行中的矛盾与难点，对现代企业领导体制的模式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站在人类先进文化发展的潮头

该文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形成和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作者认为文化是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精神上的反映,包括意识形态和其他一切精神活动及其产物,对经济、政治又具有强大的反作用.中国现代社会主义文化是由农业封建主义文化在近百年的经济、政治发展的基础上逐渐演变而成的,它的前进方向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信息时代国际传播的控制:从管制到治理

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使国际传播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也使得民族国家的传播管制面临挑战,而把治理的理念引入国际传播领域,有助于探索在信息技术革命条件下国际传播管理的新途径。国际传播控制从管制到治理,实际是对国际传播秩序的改造和完善:从参与的主体看,承担维持国际传播秩序任务的既有政府组织,也有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私人企业、利益集团和社会运动团体等;从治理内容看,于侧重意识形态之外,又加入了保护民族文化、维护本国经济利益等新内容;从范围上说,它已不限于领土范围之内,而是积极参与国际传播领域的合作,以建立有利于完成国内传播控制目的的国际传播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