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北魏宗室阶层的犯罪类型

北魏宗室阶层是政权的柱石、统治集团的核心,在政治和社会领域里享受充分的特权,北魏时期的法律反映了宗室特权的主要方面.由于拓跋鲜卑历经由游牧部落向文明国家阶段的跃进,宗室成员在身份角色的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与国家法制和名教礼法发生冲突,表现为具体的犯罪行为.北魏宗室非违主要有政治犯罪、职务犯罪、刑事犯罪和悖逆纲常伦理四类.各类罪行的时间分布特点和惩治力度集中反映出宗室生存境遇的改变和王朝政局的走势.     

预备立宪时期清政府的政体选择

预备立宪时期,在一部分官僚立宪派的推动下,清政府起初选择了日本式的二元君主制度政体,但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不得不向议会君主制政体转轨.就当时中国的情形而言,选择二元君主制政体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而议会君主制政体尽管是西方长期以来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设计,但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却很难说是最佳的政体选择.     

管仲改革与梭伦改革之不同历史价值

管仲与棱伦分别是先秦齐国和古希腊城邦影响最大的政治家,也是中西政治思想史、化史上的重要人物。在二的改革与实践中,都蕴涵着极其丰富的历史价值。但是,由于管仲采取“法自君出”政策,强调君主专制制度;梭伦采取“主权在民”,建立民主制度;加之二改革所依托的社会载体不同,致使二的改革在民主思想观念等方面形成极大差异,也直接影响中西民主思想的历史进程。     

Peasants and Swedes: the making of a Habsburg nightmare in Early Modern Austria

The analysis of confessional conflict in early modern Austria has often focused on nobles and townspeople. To get the full picture, however, it is essential to integrate the rural core into the analysis. In the Habsburg domains, the dynasty’s resolve to uphold or subsequently re-establish the old faith antagonized large sectors of the populace. This occurred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Reformation, when a broad diversity of reformist thought influenced peasant activism. Yet it also returned at a later stage of Austrian confessionalization, when a reinvigorated church and dynasty had begun to roll back the advances of the new creed. During its final period in the midst of the Thirty Years’ War, Austrian peasants even sympathized with the Habsburgs’ international adversaries, personified above all by Sweden’s King Gustavus II Adolphus. These confrontations between monarchy and commoners form the centrepiece of this essay. By demonstrating both the potential and the limits of peasant agency, the article throws new light on the nature of Austrian society during the confessional era.     

卷首语

英国的立宪君主制是最为典型的,其建立与发展对近代中国宪政历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清末各种立宪思潮风起云涌,在资产阶级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双重压力下,清廷以英国议会君主制政体为模式制定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信条》。这是中国第一个议会君主制宪法文件,是中国宪政发展的巨大进步。但其还没来得及实施清朝就灭亡了。《十九信条》命运的背后是中国几千年以来形成的文化传统对西方宪政文化的排斥。     

泛化“封建”观有悖马克思的封建论

冯天瑜认为,将周秦之际至清中叶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称之“封建社会”,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并长期得以沿用;然而,认真研读马、恩论著,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便会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的。陈启云认为,传统中国究竟是属于“封建型”抑或是“大一统”、“专制”、“独裁”型,如果从“范畴理论”而言,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但从“历史事实”而言,这两者却常常是并存的——有时是先后轮转(如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多数情况下是同时并存(如西周、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张国刚认为,我们在看到历史的差异性和各自特色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同一性,所以,关于历史阶段划分,既可以用唯物史观的标准,把中国的中世纪叫做封建社会;也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用上古、中古、近代来划分;还可以用时序如史前、族邦、皇权、共和等概念来划分历史阶段,使国内外学者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沟通和理解。许苏民认为,冯天瑜提出的关于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或“地主社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之统一的标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实际上是皇权官僚专制社会。     

从阴阳五行看中国戏剧何以晚成

阴阳五行思想发源于中国上古时期的农业社会。殷代的四方观念、“五行材质说”和《易经》的思想体系是我们所见最早的相关记载。阴阳五行彼此牵制、调和矛盾、循环往复的机制 ,因中国人以宗法制为基础的社会组织结构而神圣化 ,并演化为一种涵盖天地万物的综合思维模式 ,左右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这种思维模式与戏剧的意志冲突精神是针锋相对的 ,是导致中国戏曲姗姗来迟的一个重要原因。     

辛亥革命前后儒家文化的命运--对清末民初"尊孔读经"问题的考察

辛亥革命前后儒家文化命运的变迁聚焦于“尊孔读经”问题。清末新政使儒家“经学时代”沦入山穷水尽的窘境。辛亥革命创建民国 ,资产阶级既摧垮了封建帝制 ,也涤荡了为封建帝制服务的儒家文化。民初帝制死灰复燃与“尊孔读经”借尸还魂之如影随形 ,既证明封建专制主义天道观根深蒂固 ,也证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反对“孔夫子”为拥护“德先生”之必要前提乃时势使然。考察这一问题 ,有利于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儒家文化“批判继承”。     

法家利民学说的政治学评析--以商鞅、韩非思想为中心

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都是社会进化论者,他们主张用现实的方法解决现实问题.现实社会是以实力为原则的,实力就藏在民众中,关键在于统治者如何开掘.在商韩看来,追名逐利是民众的本性,统治的诀窍就是"利而用之",商韩的耕战学说体现的就是这样的主旨.从商韩"利民"学说的政治实践看,"民"的政治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经济地位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商韩的政治意图并不在于给"民"更多的保障和利益,而在于利用这种统治手法实现对民众更进一步的控制和驱使,所以其政治学说最终走上了与"民"对立的结局.     

梁启超的中道精神——谨以此文纪念梁启超诞生一百二十五周年

梁启超对清末至五四时期文化和政治上的偏激倾向持一种批判的立场,在中西文化的位置怎么摆、共和抑或立宪、“民主主义”等问题上,采取一种可贵的中庸立场,从而在当时思想界发挥一种矫枉过正的作用。梁启超是戊戌一代人中唯一一个超越了戊戌时代的人,而且越到后来越表现了一种守成的倾向,甚至几可视为一个现代保守主义者。正是这种守成倾向使他具有一种在当时人看来落后、过时甚至反动,但现在看来却十分正确的中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