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与狂欢

狂欢是大众文化的一种重要的接受模式。它与以往的文化接受模式有所不同。但这种狂欢模式并不是大众文化时代独有的 ,其所以在大众文化时代再度兴起 ,有着时代的、审美的、心理的、社会的原因。这是一种不容忽视但需加以引导的模式。在一个多元文化的时代 ,没有或仅有这种模式都是不正常的。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读者接受

文学翻译是译者在理解、解释原文基础上的创造性叛逆与读者对译文创造性叛逆的理解和反应的过程。文学翻译活动中的创造性叛逆的程度与可接受性必须以如下标准为依据:符合知识的客观性,符合理解的合理性、解释的普遍有效性,符合原文文本的定向性。     

读者眼中的《喜福会》民俗文化

《喜福会》给读者展现了丰富的东方民俗文化，充分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也充当了一个中西文化相互碰撞、对抗、融合的放大镜。从《喜福会》中的民俗文化入手，结合读者接受理论，从文中的食物、麻将、鬼魂以及风水四个方面进行探讨，揭示其文化表达功能。     

接受美学视域下《李尔王》叙事话语与文化内涵研究

接受美学是一种强调读者地位与作用的美学理论,在解读与赏析文本中可以拓宽研究的视角,更深层面地挖掘作品的价值与意义。本文基于接受美学视域对莎士比亚经典戏剧《李尔王》的叙事话语与文化内涵进行阐释,从作品情节、人物命运、叙事语言、叙事风格、意象、宗教色彩等方面力求突破文本限制与障碍,以期让独具魅力的经典作品焕发新的生机。     

地理空间视域下斯达尔夫人与刘师培南北文学论比较研究

尽管斯达尔夫人和刘师培分处东西方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但是斯达尔夫人的欧洲南北文学论与刘师培的中国古代南北文学不同论具有重要的比较诗学研究价值。斯达尔夫人的欧洲南北文学论和刘师培的中国古代南北文学不同论基于各自不同的理论背景和历史背景都引入了地理空间视域,其比较诗学研究的理论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地理空间视域引入的不同理论背景、历史背景、理论内涵;二是地理空间视域下语言维度研究进路的异同;三是吊诡的倒转性：北方浪漫主义、南方古典主义与北方古典现实主义精神、南方浪漫主义精神。     

文本的文学性与接受的文学性

文学理论批评的基本概念,是在历史的社会的语境中"建构"起来的。参与建构的不仅有理论家、作家,还有读者。最广大的读者群,是建构文学观念不容忽视的巨大的潜在力量。文学的定义,不但会随着历史发展的时间线索而迁变,而且会随着民族、国度、地域、人群的文化单位的不同而呈现差异。文学观念必然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调整,但不应该造成断裂,需要寻求"文学"概念稳定性与变动性的统一。学科基本概念的建构是群体的社会性行为的结果,是历时的和共时的多种因素合力的产物。近年来,媒体传播技术的飞速进步,文学产品与文化商业的日形紧密的联结,社会大众对文学概念建构的影响力增强。我们需要把接受的文学性、审美性作为一个重点来关注。     

在期待视野的融合中透视文学的效果史——接受美学文学史模式研究

接受美学文学史模式的特点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以读者为中心,在期待视野融合中朱透视文学的效果史。它主要包括五个方面：文学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类型,读者在文学史中地位的确定,文学史的历时与共时研究,效果史与接受史的结合,显示出建构一种总体文学史的意向。它作为文学史研究的新范式,具有着同过去一切文学史理论不同的全新的价值取向,形成了一种对文学总体活动过程研究的新思路,实现了文学史研究方向的根本变化。     

接受视域下的彝语诗学与汉语诗学比较

读者接受理论认为,文学的历史应是作家、作品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史,是文学被读者接受的历史,同时也是作品再生产的 过程,是历代读者对文本的理解、认识、反应和评价的历史。对汉语诗学与彝语诗学的接受特征进行考察并比较,涉及二者在 接受主体、接受场域（环境）、接受（传播）过程与方式等方面的情况。     

文学经典的颜色革命——《子夜》接受史中的瞿秋白

红色经典是存活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特殊群体,能成为经典首先源于其被染色,即红色的坚强附着。红色经典存在艺术质量与其它经典同样高超的杰作,但红色的获得和坚守却先在地定格其地位,也放大其经典的魅力,更生成别样的艺术张力。因此,是颜色政治学的存在造成了文学史上颜色化的文学经典。对瞿秋白与《子夜》接受史的互动考察,意义也在于此。     

唐代书肆与唐诗的发展

唐代书肆是唐诗传播的重要的渠道之一.书肆的诗文集主要有四种来源:收买诗人的诗卷、雇佣书手抄写诗卷、自由抄诗手炫卖的诗卷、拓印金石铭刻诗文.诗文集的去向主要是士人.书肆为唐诗的即时传播和接受搭建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畅销诗卷对诗人的创作有着积极的鼓励作用,获得诗卷的士人在唐诗的熏陶中受到潜移默化的诗艺影响,这些对唐诗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