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原始彩陶的尚土意识及文化史观

人类的生存状态，包括经济生活方式，都关系着他们采取何种方式造物，以及这种造物的目的和加工制作方法。原始彩陶对泥土的发现和利用，同样体现了人类对自然材料感知、适应、选择的主体性调适的能量。人们从陶土所折射出的生命潜力和精神意蕴中，不仅清晰的感受到了人类生命结构中浓烈的尚土意识，还悄无声息地滋生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恋土情结。     

河姆渡五叶纹陶块研究

通过对五叶纹陶块及河姆渡出土有类似植物纹样的文物进行归纳研究认为,河姆渡五叶纹陶块植物为烟草。相关文物反映出烟草在河姆渡宗教中的特殊地位。     

鄂西陶艺开发应用探析

陶艺作为一个独具品格的艺术门类,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陶瓷业在鄂西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挖掘和研究鄂西陶土资源和制陶工艺,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优势,改良陶瓷业,能更好地促进鄂西经济的发展。     

小说家视野里的陶瓷文化--兼谈《陶瓷物语》等景德镇地域文本的创作

小说家视野里的陶瓷文化,以闪烁着千年窑火的辉煌的景德镇为研究对象,结合小说家以此地域为背景的<陶瓷物语>等文本的创作,探研陶瓷文化的母性特征,海纳百川的母性的胸怀;寻觅御窑皇瓷和民间青花的特质及交融关系;感悟炼瓷就像人生历程,人的情感的丰富脆弱犹如瓷的珍贵.     

从陶瓷文化看中国海洋文化的若干特征

以中国陶瓷文化为参照,说明中国海洋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陆文化的创造性成果是海洋文化发展的基础,它们两者之间不是对立而是互动的。中国海洋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强大的创新能力、对异质文化的亲和力及由这两者造成的文化多元性。由这多元性,又使商品的交易都具有传播综合文化的作用。商业性是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海洋文化除应研究海洋本身之外,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以海洋为纽带的商业文化。这种商业文化所体现的以质取胜、诚信为本、取财以“道”、和平竞争的儒商精神,是中国海洋文化的突出个性,与欧洲海洋文化的掠夺性有着根本的区别。     

内蒙古化学史研究——Ⅱ陶器的出现和使用

陶器的出现和使用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化学史中的一件大事。本文探索内蒙古地区最早陶器的出现与使用问题。考古资料表明,早在距今4000年以前,内蒙古地区已有陶器出现并在生活用显中大量使用陶器。     

从五星聚房与帝辛占星陶文看武王克商日（公元前1018年2月22日）

帝辛占星陶文记载金星的白天出现和中国传统星座二十八宿的角宿,帝辛占星陶文证明《宋书·天文志》等的帝辛末期五星聚房记录。在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中,中国政府对于公元前1019年9月17日五星聚房事实的确认,证明了《史记》和帝辛占星陶文的记录是准确的,同时也证明武王克商的甲子日为公元前1018年2月22日。     

炎黄文化的滥觞与中华文明的起源

梳理炎黄文化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对于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无裨益。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从农业、冶铜、玉器、祭祀、文字、筑城及聚落等方面综合考察。研究认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是中国的炎黄时代,是炎黄文化的滥觞期,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期;炎黄时代已经有了铜的冶炼和使用,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玉在中国文化中有着十分特殊和重要的意义,玉器是决不亚于青铜器的礼器;石峁遗址和陶寺遗址虽然出土了少量铜器,但远不及玉器突出,说明直到铜石并用时代,玉器仍是主要的礼器,是炎黄时代的鲜明标识,也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表征;刻划在龟甲、骨片和陶器上的符号,是中国文字的来源之一;文献记载炎帝神农氏培育粟谷,制作耒耜,耕而作陶,发明医药,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是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的发源地,炎黄时代是中国耜耕农业的起源和初步发展时期,随着农业的长足发展、人口的不断增长和财富的逐渐累积,大型聚落越来越多;作为大型聚落的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化中心,城邑的出现是文明诞生的标志之一,中国发现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已近百座;炎黄时代是中国冶铜、文字、城邦乃至国家的滥觞期,也是中华文明的初创期,炎黄二帝是开创中华文明的人文初祖。     

秦印与秦陶文

秦印的研究经过历代学者的努力和９０年代西安秦封泥的大批出土与确认,学术界终于认清了秦印的真实面目,建立了秦印的客观标准。秦陶文中有两类抑印陶文,风格特征与目前所建立的秦印标准大不相同,为战国晚期秦到统一秦时期很有特色的两类秦印。第一类为秦兵马俑上不规则的抑印陶文,风格粗犷,应当为用木片或陶片刻划成印后拍印到兵马俑上。第二类为出土秦陶器上的抑印陶文,应当为制陶工人的私印。这两类印为专用印章,它们的确认,丰富了对秦印的认识,扩大了研究范围     

从陶俑艺术看秦汉时期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秦汉时期的陶俑艺术在中国雕塑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历史地位。探究秦汉陶俑艺术发展的历史文化动因,可以从其文化源头、艺术风格形成的社会背景等方面作考察,还可以从审美结构的视角,考察秦汉时期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基此看秦汉时期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其形成是一个由理性化为感性、由社会化为个体、由历史化为心理的建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