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法治：财政支出监督中的问题与对策

财政支出的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监督是财政得以正确实施的保护伞。文章分析了当前我国财政监督法律制度的缺失，提出相应的对策，阐明了财政支出监督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旅游消费统计与国际标准的差距及解决对策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世界旅游组织、欧盟统计处和经合发展组织分别于2001年和2008年联合发布了两个版本的《旅游卫星账户：推荐方法框架》,用于指导各国建立旅游卫星账户、改进各国的旅游统计工作。旅游卫星账户现已成为旅游统计的国际标准。我国的旅游消费统计与国际标准存在差距,导致对旅游业的经济贡献评价不准。本文分析了我国旅游消费统计和国际标准之间的差距,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大学生消费调查分析

根据江苏科技大学402名大学生的消费抽样调查资料,分析了大学生消费的差异及原因,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证实了家庭收入差别是引发学生消费差异的根本因素,同时针对目前大学生消费的一些不合理现象,提出了引导大学生消费需加强荣辱观教育和理财知识教育的建议。     

中国医疗卫生行业发展影响因素的提炼与甄别

关于卫生行业发展影响因素的现有研究多数基于定性分析，而实证研究较少。为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将经济社会发展对卫生行业发展的制约关系进行量化与应用研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ARMA（1，1）模型将社会经济因素对卫生行业发展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进行提炼与甄别，结果表明：人均收入水平、财政卫生支出是影响中国卫生服务业发展的两个主要因素，城乡收入比和人口老龄化对卫生行业发展的影响还不是很显著。     

从分税制到项目制:制度演进和组织机制

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国随之进行了公共预算体制改革,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项目制。地方政府的项目支出主要有三种类型：上级专项转移支付、上级非补助性项目支出和本级项目支出。三类项目支出在地方得以汇聚和重组,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基层政府的财政结构。项目制本质上不是对科层制的一种摆脱或超越,而是国家主动对政府科层体系的一次完善和补充,是近代国家政权建设在新时期的延续与拓展。项目制的直接目的是“硬化”预算约束,深层目的是增强政府的回应能力,二者在实践中呈现一定张力,政府治理的理性化和技术化并不必然增强其对公共需求的回应能力,甚至可能形成反向效应。     

中国社会保障公共支出省际比较研究

在借鉴社会保障制度比较研究的经典理论和模型的基础上,本文依据中国31个省份的年度截面数据对影响各省社会保障公共支出水平的因素进行了统计分析和模型检验。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各省级政府的社会保障公共支出水平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政府力量是造成各省社会保障公共支出水平差异的首要因素,其次是单位体制因素,再次是经济发展水平因素。     

农民工参与城镇医疗保障的行为研究

文章利用农民工调查数据,研究了农民工参与城镇医疗保障的影响因素以及城镇医疗保障对农民工医疗支出决策和医疗费用的影响,考察城镇医疗保障制度是否解决了农民工的医疗保障问题。研究结果发现,自评健康状况很好和很不好的农民工都不愿意参与城镇医疗保障,城镇医疗保障既存在逆向选择,也没有有效分散农民工的医疗风险。农民工是否有医疗支出和医疗费用的多少主要取决于疾病严重程度,农民工参与城镇医疗保障对此没有显著性影响。因此,现行农民工城镇医疗保障制度还没有起到为农民工提供足够的医疗保障作用。     

社会保障支出、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的区域差异研究

基于扩展的杜森贝利消费函数,以区域差异的视角对东、中、西部地区1997～2009年的社会保障、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之间的长短期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社会保障支出、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居民消费水平与社会保障支出呈显著正相关,西部地区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小。其政策含义是:应加大中西部地区在社会保障领域的支持力度,促进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降低人们的不确定性预期,实现居民消费的稳定性和经济健康发展。     

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模型及其通用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绩效评价一般原理,通过对教育财政支出的基本理论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对政府教育职能相关规定的分析,给出了绩效评价模型,并以此从总体状况、目标达成、合规性、直接影响以及间接影响等五个方面构建了一种通用指标体系,为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政府支出对医疗服务健康公平影响的比较和启示

医疗服务公平和人民的健康是各国卫生系统向其国家居民提供医疗服务所应实现的两个重要目标。但以英美日为例的发达国家根据世界卫生统计年鉴中的医疗服务公平性排名确有明显差距,因此,高收入和高政府医疗卫生支出与医疗卫生服务公平和健康公平性并没有必然关系。本文通过比较分析美日英国的政府间医疗卫生支出责任划分的结构发现高政府医疗卫生支出比例是提高医疗服务筹资公平性的前提,中央承担社会医疗保险责任是实现医疗服务筹资公平性的保证,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出资的长期护理有助于提高国民健康水平,地方政府的参与更有助于提高一国医疗系统机构数量特别是医院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