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与狂欢

狂欢是大众文化的一种重要的接受模式。它与以往的文化接受模式有所不同。但这种狂欢模式并不是大众文化时代独有的 ,其所以在大众文化时代再度兴起 ,有着时代的、审美的、心理的、社会的原因。这是一种不容忽视但需加以引导的模式。在一个多元文化的时代 ,没有或仅有这种模式都是不正常的。     

从读者反应理论看朱生豪、梁实秋的莎译本中文化空缺词的翻译

读者接受理论为文学翻译提供了一个更为开放的视角,值得重视和借鉴。然而,如果全盘接受读者接受理论的观点,把文学翻译仅仅看作一种译者主体行为,势必会导致不准确的翻译。读者对于文化空缺词的接受能力是一个历史的动态变化过程。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读者接受

文学翻译是译者在理解、解释原文基础上的创造性叛逆与读者对译文创造性叛逆的理解和反应的过程。文学翻译活动中的创造性叛逆的程度与可接受性必须以如下标准为依据:符合知识的客观性,符合理解的合理性、解释的普遍有效性,符合原文文本的定向性。     

读者·作品·召唤结构--关于多维文学接受的一种构想

艾布拉姆斯的文学批评四要素中,“读者”是最后一个进入研究领域的。注重读者创造性的文学接受过程事实上涉及到接受主体的一切方面,并通过作品的阅读评价曲折地反映出来。受伊瑟尔认为作品是一种“召唤结构”式的存在启发,我们提出读者也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召唤结构”,并主要通过心理学和哲学解释学的方法为文学接受过程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做出一个尽可能清晰的理论描述,使文学解释获得一个相对稳定和可靠的立足点,进而对读者的接受心态起到一个预先调节的作用。     

读者眼中的《喜福会》民俗文化

《喜福会》给读者展现了丰富的东方民俗文化，充分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也充当了一个中西文化相互碰撞、对抗、融合的放大镜。从《喜福会》中的民俗文化入手，结合读者接受理论，从文中的食物、麻将、鬼魂以及风水四个方面进行探讨，揭示其文化表达功能。     

接受美学视域下《李尔王》叙事话语与文化内涵研究

接受美学是一种强调读者地位与作用的美学理论,在解读与赏析文本中可以拓宽研究的视角,更深层面地挖掘作品的价值与意义。本文基于接受美学视域对莎士比亚经典戏剧《李尔王》的叙事话语与文化内涵进行阐释,从作品情节、人物命运、叙事语言、叙事风格、意象、宗教色彩等方面力求突破文本限制与障碍,以期让独具魅力的经典作品焕发新的生机。     

文本的文学性与接受的文学性

文学理论批评的基本概念,是在历史的社会的语境中"建构"起来的。参与建构的不仅有理论家、作家,还有读者。最广大的读者群,是建构文学观念不容忽视的巨大的潜在力量。文学的定义,不但会随着历史发展的时间线索而迁变,而且会随着民族、国度、地域、人群的文化单位的不同而呈现差异。文学观念必然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调整,但不应该造成断裂,需要寻求"文学"概念稳定性与变动性的统一。学科基本概念的建构是群体的社会性行为的结果,是历时的和共时的多种因素合力的产物。近年来,媒体传播技术的飞速进步,文学产品与文化商业的日形紧密的联结,社会大众对文学概念建构的影响力增强。我们需要把接受的文学性、审美性作为一个重点来关注。     

在期待视野的融合中透视文学的效果史——接受美学文学史模式研究

接受美学文学史模式的特点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以读者为中心,在期待视野融合中朱透视文学的效果史。它主要包括五个方面：文学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类型,读者在文学史中地位的确定,文学史的历时与共时研究,效果史与接受史的结合,显示出建构一种总体文学史的意向。它作为文学史研究的新范式,具有着同过去一切文学史理论不同的全新的价值取向,形成了一种对文学总体活动过程研究的新思路,实现了文学史研究方向的根本变化。     

接受视域下的彝语诗学与汉语诗学比较

读者接受理论认为,文学的历史应是作家、作品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史,是文学被读者接受的历史,同时也是作品再生产的 过程,是历代读者对文本的理解、认识、反应和评价的历史。对汉语诗学与彝语诗学的接受特征进行考察并比较,涉及二者在 接受主体、接受场域（环境）、接受（传播）过程与方式等方面的情况。     

从接受美学看广告复译

广告文本像文学文本一样,是一个未完成的召唤结构,其意义的阐释有赖于读者的参与。但读者的前理解、审美观、期待视野等存在历时和共时的差异,他们所阐释的意义有所不同,广告复译因此成为必然。依据接受美学的理论,广告复译有四大策略:纠错性复译、改进性复译、构建性复译和指向性复译。正确运用这些策略有助于提高广告复译质量,有效实现广告的预期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