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论宗教宽容

洛克的《论宗教宽容》,是现代西方处理宗教冲突的基本理论依据。但新近发现的文献表明,洛克早年是反对宗教宽容的。本文将洛克对宗教宽容的几次讨论放在十六十七世纪英国宗教冲突的政治背景之下,指出洛克前后期虽然主张不同,但都遵循同样的理论基础,即《第二篇政府短论》中提出的"神法—人法—兄弟法—私人法"的法律结构,只是针对英国现实问题,在这一框架当中适当调整。无论他主张宗教宽容还是不宽容,目的都是为了清除天主教在英国政治中的势力,围绕圣公会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他晚年与普洛斯特有过多次争论,但所涉及的并不是原则性的分歧。我们今天思考宗教冲突与宽容问题,应该看到洛克宗教宽容思想的理论基础。     

社会支持在灾后心理危机干预中的作用

心理危机干预通过及时控制和减缓灾难的心理社会影响,促进了受灾者心理健康的重建。然而,当前我国灾区的心理干预工作存在着将心理危机干预与社会支持相混淆又相脱离的背反现象。调查和事实证实,只有实现二者的互动尤其是充分发挥社会支持系统的作用,才能够既促进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专业性功能提升,又进一步增强实务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文化身份认同危机与异化——论查建英的《到美国去!到美国去!》

不同于上几代老移民作家,也有异于同时代的一些新移民作家,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新移民作家代表,美籍华人查建英致力于描写北美华裔所面临的文化和性别冲突.她徘徊于中西文化之间,体会着"边缘化"的状态,其作品《到美国去!到美国去!》透视了"边缘人"的生存和心理状态,反映出人物在中/西矛盾对立中特殊的充满悖论式的生存困境,揭示了新移民难以逃遁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和异化等问题,以及在身份认同危机和异化中所追求的一种自我放逐的自由.     

施工企业危机管理及其经济分析

危机管理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和减少危机的损害,是一场"防御性的战斗",也是一项系统工程。论文结合竞争激烈的施工企业市场实际,从施工企业危机管理入手,阐述了施工企业危机管理目前的共性内容,并通过分析对危机管理的重要意义、危机管理效果和经济效果的衡量等问题,进一步通过施工企业危机管理的经济分析对危机管理投入、所得的界定,研究了危机管理投入的量化及归一化,以及危机管理所得的量化及归一化问题,得出单位投入所带来的整体稳定态势,其值越大表明危机管理越有效。可为施工企业开展此项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日本的道德教育及高校德育改革

日本强国的成功,与其强大的教育、尤其是优秀文化传统和良好道德教育的强有力支撑分不开。如清明、正直善良同情吃苦勤劳节俭之心的传统美德;德育过程中的并重个性、协作、传统、劳动、人生观教育,强调学生主体、群体意识、异域优秀文化、道德实践,国家利益至上的完美结合。但日本朝野各界现都确认正视,全球化大深入背景下的日本高校德育危机已经出现不少大学生脱离政治;无远大理想;贪图生活安逸;个人主义倾向严重等。全方位的日本高校德育改革正在进行;德育成为学校教育的首位;最重要的德育目标仍然坚持民族精神与爱国思想;内容从共同价值观扩展至宗教、伦理、纪律、法制、民主、人道消费、环保等人类生活诸方面;正规课程与非正规课程结合;形式社会化、网络化与开放性整合。     

乐教与儒者的宗教情怀

乐教是理解儒家精神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乐教扎根于“亲亲”之情,具体体现为与“忧患意识”有别,而与“安”“乐”相协调一致的“怛”和“哀”“悲”之情。此情实质上是超越的天道内化为人的心性而落实下来的生命意义与价值得以呈现的方式。儒者虽深知人生之哀、悲,但以乐入手,解悟和转化现实的人生与宇宙,是一大特色。如此,宗教情怀转化为现实的人生关怀,成为特有的礼乐文明的核心内涵。     

浅谈生态伦理及其教育问题

生态道德教育是一个普遍性的社会伦理问题。生态危机的特征 ,生物共同体的联系以及我国生态环境的现状 ,都客观地要求我们必须注重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发展 ,加强全民性的生态道德教育。     

论20世纪50年代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较量

台湾问题历来是影响中美关系的焦点 ,美国为了阻遏共产主义势力的蔓延 ,从军事、外交、经济上采取孤立中国的政策 ,企图“划峡而治之” ,制造“两个中国” ,对此 ,中国政府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坚持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坚决捍卫“一个中国”原则 ,从而粉碎了美国的阴谋。     

经济体中防范金融危机的两大外部条件

金融危机的矛盾集中反映了经济关系的国际化趋势和社会关系的国内化之间不同利益的冲突,以及现代经济中的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不同取向标准的碰撞;国内银行不良贷款的增加和国际短期资本的大出大进构成了金融危机的两大重要外部因素;由于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不能建立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之上,所以在企业真正建立起以产权多元化为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是防范金融危机的第一个外部条件;由于金融易于与生产脱节,由于国际巨大游资的冲击,金融市场始终是一个不稳定、不确定的市场,再加上社会正义的非市场目标,所以政府积极地干预和建立国际金融新的秩序是防范金融危机的第二个外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