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life of one’s own: republican freedom and disability

This article outlines a republican perspective on disability. We argue that a commitment to ensuring the republican freedom of disabled citizens offers a promising account of what disabled citizens are owed as a matter of justice. A republican perspective offers a particular diagnosis of the injustice of disability disadvantage, both in relation to individuals (dominium) and the state (imperium), that is congenial to prominent concerns voiced by the disability rights movement. This article also offers a brief outline of three republican remedies: the right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the right of opportunities for civic contribution, and the right of democratic contestation. These remedies constitute key guidelines for the robust institutional protection of disabled citizens’ republican freedom.     

超越古典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协商性民主与合法性重建

20世纪晚期复兴的协商性民主理论(Deliberative Democracy),重新强调了古典共和主义中公民的政治义务伦理,同时巧妙地避开了大众直接选举的乌托邦色彩,把自己建立在近代以来的宪政法治体制中,实现了民主理论新的超越,也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合法性重建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理论研究

自由主义民主的产生是人类历史的伟大进步,它解决了现代大型复杂国家如何进行组织的问题。然而从其产生的那天起,由于自身具有代表和选民分离的特点,使其具有的缺陷在资本主义晚期表现得更加突出。哈贝马斯试图通过复兴共和主义民主来纠偏自由主义民主的缺陷,从而构建起自己的协商民主理论,恢复协商在民主中的本来之意,其理论在维系良序社会的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梁启超的中道精神——谨以此文纪念梁启超诞生一百二十五周年

梁启超对清末至五四时期文化和政治上的偏激倾向持一种批判的立场,在中西文化的位置怎么摆、共和抑或立宪、“民主主义”等问题上,采取一种可贵的中庸立场,从而在当时思想界发挥一种矫枉过正的作用。梁启超是戊戌一代人中唯一一个超越了戊戌时代的人,而且越到后来越表现了一种守成的倾向,甚至几可视为一个现代保守主义者。正是这种守成倾向使他具有一种在当时人看来落后、过时甚至反动,但现在看来却十分正确的中道精神     

“自由”概念的各种区分及其内在逻辑

在政治哲学领域,"自由"是一个重要同时也充满争议的概念。不同的政治哲学家讨论和区分了不同的自由观,并论证了其内在逻辑。贡斯当从社会历史状况出发,比较了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指出现代社会的人应享有现代人的自由,无须留恋和提倡古代人的自由。伯林从自由一词所蕴含的内在逻辑出发分析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据此指出积极自由存在逻辑上的悖论并隐含着极权的危险,从而主张消极自由。许多自由主义者虽对伯林的论证存有异议,但从根本上信奉伯林的主张。但是,共和主义的一些思想家如昆廷.斯金纳不抛弃积极自由,在自由主义的逻辑框架之外发展出一套具有自恰性的积极自由观。然而这种具有怀古精神的自由观在现代社会所能取得的共识可能并不需要,研究者们发展出一个新的、能够抵御极权主义威胁的、能获得更多认同的和自恰的积极自由概念。     

奥古斯丁与尘世政治的价值——关于第三座城的争论

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提出了著名的两城说,即认为人类历史就是上帝之城与魔鬼之城斗争的历史。但奥古斯丁研究界的学者一直在争论,是否还会有第三座城?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尘世政治有没有德性的含义?笔者认为,奥古斯丁并不承认有第三座城。在他看来,尘世政治只能是罪恶的产物,其功能永远是有限的。这成为中世纪以来西方政治思想的基本观念。     

公共治理结构:变迁方向与动力——社会治理结构的历史路向探析

社会治理结构大致可划分为四类:统治型结构、授权型结构、管理型结构、共治型结构。共治型结构作为社会治理结构演进的最后和最高阶段,体现着共和主义的价值理念。公民争取公共治理权利的斗争,构成了社会治理结构变迁的根本动力,推动着社会治理结构从统治型向共治型发展。我国社会治理结构应该顺应这一发展趋势,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治理结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四位一体"结构是其理性选择。     

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发轫与传承——兼对新共和主义者的一种批评

公民身份是古典共和主义的核心议题,对古典共和主义的不同认知成为新共和主义兴盛的推动力。绘制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的不同发轫及其在后来选择性传承的路线图,可以廓清其内在紧张。多重传统的内在紧张使之难以适应现代社会,但选择性传承却又为其新生平铺道路。新共和主义者争夺其古典资源的原因在于,固守某种传统模式而无视其发轫的多重性和传承进程中的选择性。     

"话语政治"的价值与缺失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和话语政治民主模式不仅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也在诸多方面为我们展现了人类令人鼓舞的前景;不仅为我们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更在整合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双重优势的平台上,在制度的层面为建构主体间广泛参与和积极互动的民主模式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但是,哈贝马斯话语民主模式在许多方面也失于理想性的虚幻化。把人类之间的关系完全定位于运用语言和平交往的理解和共识上,是理想主义的诉求,也许具有理论上的探索意义,但如何消除人们之间利益上的差异、冲突是相当难的问题,仅仅靠语言沟通,达成共识是难以实现的,时间的无限延长,参与者的不断增多,看起来是实现了哈贝马斯所设定的理想言说情景,但是,这样一方面降低了交往的效率,一方面又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和成本,理想的初衷似乎把交往的环境恶化了,现实的竞争、冲突显然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浪漫主义的假设的完美情景所能解决的     

自由主义、共和主义财产权比较研究

财产权是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共享的价值理念。两者都强调政府对财产权的保护。两者的区别体现在：自由主义以财产权保护为政府的根本目的,视财产权为个人权利的核心;共和主义以公共利益为政府存在的根本目的,对财产权的保护关键在于财产和人们的公民美德具有同一性。美国宪法共和主义发现了公民美德的脆弱性与公共权力的扩张性,主张以更加制度化的财产法确定人们的财产权,同时强调财产的责任,从而走向个人与集体利益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