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附庸到狂欢:我国当代批评个性的嬗变

"二十七年时期",我国文学批评处于双重附庸的尴尬境地:附庸于作家创作和社会政治意识。新时期之初,批评个性朦胧觉醒,并以其独特的批评智慧,开辟了批评的新天地。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批评的个性恶性膨胀,最终在个性狂欢中陷入了新的危机。走向审美对话、重建理性精神,是批评走出困境的必经通道。     

传统节日式微的文化分析

节日作为一种特殊礼俗,有其自身的文化特征与魅力。因此,不能把传统节日的式微简单地归因于传统文化的衰落,而应从传统节日的起源与发展、表现形式、文化功能三个维度做出具体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保护和开发传统节日文化遗产的具体建议。     

元代散曲中的狂欢化色彩

元代蒙古族统治时期一度废除科举制度,使汉族知识分子失去跻身仕途的机会,但也使官方意识形态对文人的束缚相对松弛。在这种文化语境下,散曲不再是庄重、严肃、高雅的载道工具,而成为文人嬉戏人生、狂欢民间的一种娱乐方式。本文分析了元代散曲从语言风格到思想内容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狂欢化色彩,指出狂欢化是元代文人置身民间俗文化和笑文化中的狂欢式世界感受,并对元代散曲狂欢化艺术精神衰败的时代原因,以及东方狂欢文化与西方狂欢文化的不同进行了分析。     

祛魅:刘三姐形象的历史演化

植根于壮族歌圩文化的刘三姐形象在由神到仙到人的演变中,经历了两次祛魅过程,且伴随着复杂的文化冲突与融合,成为一个世俗化的狂欢符号,如何拓展刘三姐文化人文价值的新空间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     

莫言的民间狂欢世界

莫言的小说创作深受山东高密地区的民间故事、传说、口头文学、说唱戏曲的影响。莫言小说不仅在思想蕴含上体现出民间文学的狂欢化特质,而且在语言、结构、文本叙述层面上也体现出明显的狂欢化特征。在新时期文学中,莫言是当之无愧的民间文化的表现者和代言人。     

戏曲与狂欢——马来西亚华语戏曲演出活动探析

马来西亚华语戏曲来源于中国，它是华族文化认同的象征符号。长期以来，华语戏曲在马来西亚上演，沿用的是中国乡间演戏的世俗通例。在社会文化功能方面，华语戏曲的演剧活动在彰显其最重要的宗教功能的基础上，其“娱人”的世俗功能也得到了发挥。这种特殊的演剧活动，体现的是一种狂欢精神，具有原始性、全民性和反规范性的特征，从中显示出华语戏曲在马来西亚这个国度特殊的生存状态。     

“美国梦”的寻求与破灭——从菲茨杰拉德的作品看其天路历程

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在美国文学史上地位醒目，是“爵士时代”最重要的代表人。虽然他塑造的人物形象大多是一群战后追求梦幻的青年男女，但他们在生活经历和精神世界方面都与作者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从这些内在联系中，我们可以看到菲茨杰拉德从追求理想的“美国梦”到梦幻破灭的过程，或者说菲茨杰拉德的“天路历程”。     

对话与狂欢——以巴赫金理论解读《梅丽迪安》

以巴赫金的对话和狂欢理论探讨了艾丽斯·沃克的小说<梅丽迪安>,通过具有多重喻意与意向的双声语对话体系以及场景和写作方式的狂欢化,作者试图言说一种被压抑的原始欲望,建构一个兼具"超验所指"的在场与"自我的在场"的话语体系,从而寻求黑人与女性这两种社会存在的意义.     

论狂欢理论的宗教性

狂欢节是欧洲宗教节日的一部分,在《圣经》中有所记载。从古希腊和中世纪的宗教活动,可看出狂欢节起源的宗教意义;巴赫金本人的世界观具有宗教性,由狂欢节衍生的狂欢理论起源于宗教仪式,如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庆祭仪式。在狂欢理论萌芽、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中,始终受到中世纪宗教环境的束缚,洋溢着浓厚的宗教色彩。狂欢理论的思想渊源、叙事方法、表现内容、精神诉求,都可以找到宗教仪式的影子,所以狂欢节自始至终都不仅仅是一种纯娱乐的活动,而是城邦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的一部分,狂欢理论也是西方古希腊、中世纪宗教哲学的衍生物,只不过是在当代由于时代和社会的原因,日益淡化了隐含其间的宗教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