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主义：毛泽东的陷阱

修正主义产生于19世纪末。毛泽东提出反对修正主义问题开始于苏共二十大之后,从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出发,促使毛泽东考虑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中央出不出修正主义,最初的重点是放在防修上,1965年以后毛泽东注意力逐渐转到反修上,直至将斗争矛头指向中央一线领导人。由于毛泽东对于修正主义没有做出准确的解释,并采取了错误的方法,造成了动机与效果的极不协调,酿成了他个人的悲剧。修正主义是毛泽东晚年一直思考的问题。修正主义是毛泽东的陷阱。     

卢森堡对修正主义的批驳

在和修正主义的论战中,卢森堡从动态的、历史的和认识论的角度对修正主义进行了批驳.从认识修正主义的产生到批判修正主义的危害,从批判修正主义的形式到批判修正主义的内容,从批判修正主义的方法论根源到批判修正主义的唯心主义实质等等,整个批判过程始终贯彻着马克思主义观点.通过批判修正主义,卢森堡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强化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     

总结历史,与时俱进——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反修斗争”的回顾与反思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我国发动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国际范围内的“反修斗争”。这一运动的结果并不成功 ,而受害最大最深的还是我们的国家与人民。今天 ,当我们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道路上跋涉前进的时候 ,认真反思这段历史 ,其积极意义与我们对十年“文革”的清理和反思是一致的。只有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 ,才能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 ,不断前进     

卢森堡对修正主义的批驳

在和修正主义的论战中,卢森堡从动态的、历史的和认识论的角度对修正主义进行了批驳。从认识修正主义的产生到批判修正主义的危害,从批判修正主义的形式到批判修正主义的内容,从批判修正主义的方法论根源到批判修正主义的唯心主义实质等等,整个批判过程始终贯彻着马克思主义观点。通过批判修正主义,卢森堡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强化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     

二十年反修斗争述论——毛泽东晚年的反修情结

上个世纪的50年代至70年代,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二十年的反修斗争.实际上中国并没有修正主义上台.毛泽东错误地把国内外对于三面红旗的批评看成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为了始终高举三面红旗.防止党内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在他百年之后反对三面红旗和他自己,他部暑了防修反修的三大战役.他时反修形势的判断是片面的,反修理论的指导是不正确的.     

天台智的反形而上学佛学体系

天台智的“圆融三谛”说是反二元论的佛学真理论 ;“一念三千”是在修行论方面对心法二元论的挑战 ;圆顿止观是对形而上学次弟修行方法的改造。智佛学虽然给形而上学次弟修证方法留下地盘 ,但仍不失为佛教史上第一个体系化的反形而上学学说。     

错位与悖论--20世纪60年代中苏大论战的终结与评价

中苏大论战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更加严重,使苏联党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的倾向更加严重,中国党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更加严重。尽管中苏双方都声称论战是为了捍卫、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场论战中受到了最大的伤害。与此相适应,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因此受到了最大的伤害,埋下了其在20世纪末步入低谷的伏笔。     

对"修正主义文艺"批判运动的思想基础再认识

对“修正主义文艺”发起批判的思想基础有三 :一是文艺所反映的社会目标的“两条路线的斗争”的本质预设 ;二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功能预设 ;三是革命实践中对“现代性”的误读。当无节制的个人崇拜造就的无可比拟的领袖权威介入文艺活动之后 ,被认定是为“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文艺便无逃于被彻底批判的命运     

“The Freak of Nature”: On Erich Fromm’s Vindication of Binomial Sexuality and the Potentials of the “Homosexual Deviation”

As a Freudian revisionist and neo-Marxist, Erich Fromm (1900–1980) lessened the import of sexuality in the individual psyche but stressed the role played by the sex differential in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throughout history and in the post-patriarchal form of matriarchy he envisioned. Seeking to reinforce the male/female divide and heteronormativity, Fromm outlined a “New Science of Man” that readily ignored not only the challenges posed to binary sexuality by post-Darwinian critical sexologies, but also the same-sex complexities evinced by key figures of his own cultural pantheon. Regardless of his declared pursuits, however, Fromm at times expressed insights suitable to undermine the cogency of his most cherished sexual convictions. As a tool for uncovering “indubitable commonsensical axioms” as sources of alienation, Fromm’s conception of “idology” challenges his own sanction of sexual binarity and heterosexuality, thus facilitating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individual’s sexual difference as a unique modulation of male/female intermediariness.     

论"修正组合型"的自由主义--兼论20世纪4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特点

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社会兴起的自由主义思潮,是中国现代史上自由主义思想的一次最集中的展示,也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绝唱,虽然声势浩大,但却昙花一现.它并不是西方自由主义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中国,而是经过了中国社会的加工、改造,使之呈现出许多"中国特色",并被染上了鲜明的"修正"色彩,而且在思想模式上体现了"组合型的模式",即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在经济上是社会主义,而在文化上是保守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