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振兴背景下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缘由和影响因素分析

志愿服务乡村是社会参与人才振兴战略的重要方式,大学生在其中承担着重要角色。“乡愁文化”和“社会理性”是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缘由所在;性别、年级、学校类型、了解程度和志愿组织对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有显著影响。大学生志愿服务的着力点在于智力支持且具有文教活动倾向性,但也存在意愿与行动脱节、认知流于表面、能动性不强、缺乏思想引领以及对小微志愿组织的支持缺位等问题。乡愁文化嵌入大学文化、引入激励机制、打造志愿组织“大家庭”、牢守宣传育人“主阵地”、强化智力支持优势、补齐理论技能短板、关爱“小微组织”成长、构建“三位一体”支撑体系等可有效优化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     

黑龙江省老工业基地改造策略研究--与俄罗斯科技合作的视角

策略的选择关乎黑龙江省老工业基地改造的质量和效率,而老工业基地改造的关键在于运用高新技术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技术的升级。俄罗斯是一个极具科技实力和潜力的国家,黑龙江省有着与俄科技合作的地缘优势、文化优势、人才优势以及历史和现实工作基础。因此,可以从与俄科技合作的视角探讨黑龙江省老工业基地改造的策略。应从战略高度审视利用与俄科技合作改造黑龙江省老工业基地,提升核心竞争力,走内涵式发展道路;重视软环境建设;分层规划;分组实施;重点支持若干领域,带动整体发展。     

Linguistic differentiation and Mayan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in Guatemala1

This paper presents a quantitative study of syntactic change in the context of Mayan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in Guatemala. Quantitative analyses of grammatical variation and code‐switching patterns were used to examine the degree of Spanish influence in the speech of three generations of Sipakapense‐Spanish bilinguals.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show lower frequencies of code‐switching compared to the oldest generation. In terms of syntactic variation, younger speakers show patterns that suggest a resistance to influence from Spanish.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younger speakers are hyperdifferentiating the two languages by avoiding traditional Sipakapense constructions that could be interpreted as resulting from Spanish influence. The analysis highlights the important role of language ideology in cases of language change due to contact and language shift.     

旧邦新命:乡村振兴战略中合作社的文化复归与维新

从全球范围来看,合作社既是对过度市场主义的反抗,又是应对公共物品供应不足的补充,更是有温度“社会”互助的载体。基于3个不同组织形态的农民合作社考察,试图揭示合作社运营与地方文化伦理、社会网络、文化风俗的互动逻辑,提出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走出合作社发展的范式困局,立足中国农村特殊的社会结构需求,注重合作社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与功能,引导合作社与地方社会相适应,使其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综合性载体和新型治理单元,发挥创造社会空间与社会资本的功能,激发合作社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基础单元效能,从而构建一种文化共生、经济共享和治理共同体的复合发展之路。     

湖南省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的多维价值与路径优化

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铺开为红色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提供了良好契机,而红色资源在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促进农村基层治理、培育文明乡风、加强生态保护、增强文化自信等方面的多维价值也日渐凸显。湖南省作为中国近代革命的摇篮和红色文化的发源地,有着富集的红色物质资源、深厚的红色精神内涵和优良的红色革命传统,在充分发掘红色资源的多维价值以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需要在聚焦现实需求、采取有力措施、多层面精准发力的基础上,推动红色资源在“保护好”“管理好”的过程中顺利实现“利用好”的目标,将资源禀赋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红色资源保育与乡村振兴的互动双促,从而加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的柔性嵌入机制

柔性嵌入是驻村干部通过沟通、对话、协商参与乡村治理的管理实践。柔性嵌入式治理并非单纯的行政制度吸纳与整合,而是包括文化嵌入、认知嵌入、关系嵌入在内的多维柔性嵌入的互动与治理的过程。从辽宁省X县的治理实践来看,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仍受根深蒂固的刚性治理思维、运转不畅的民主协商机制、薄弱的乡村社会资本、匮乏的村庄公共精神等现实因素掣肘。需要从转变刚性治理观念、运用情感治理技术、完善基层协商机制、挖掘乡村内生资源、培育村庄公共精神等层面进一步激活柔性嵌入机制,持续提升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效能。     

乡村文化振兴与地方民俗发展——基于“三边民俗文化园”的考察分析

随着我国乡村文化振兴战略的实施,公共休闲文化空间正在成为基层文化复兴与发展的重要场域。以三边民俗文化园为例,通过考察分析文化空间的特色设置、建构逻辑与文化拾遗,发现民俗文化空间蕴藏推动乡村发展、提升民众自信与培育民族精神的丰富文化资源。但文化空间的民俗传统脱离昔日的原生态语境,在行政作为与旅游观光目的下被静态复制或用于寄托乡愁。这种文化空间建构方式在为振兴乡村文化带来机遇的同时也潜藏着地方民俗发展的问题与局限。只有充分关注乡村文化发展语境、乡村民俗本来样态、乡村民众心理微变和乡村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联互动,才能有效推动地方民俗传承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协同发展。     

东亚乡村振兴社会政策比较研究断想

作为典型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东亚各国在努力追求和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同时,也特别注意城乡社会的均衡发展,先后推出了系统的乡村振兴社会政策。 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一般都是循着国别路径展开的,多注重研究中日韩等国乡村振兴的相关政策提出及实施,而没有从比较社会政策的视角展开总体性比较研究。 故结合东亚主要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变迁进程中乡村振兴的社会政策实践,展开总体性的比较研究,深入挖掘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分析解读政策文本的内涵,并注意政策文本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实现对东亚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总体性研究提炼,为当下正在展开的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益的借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防止的几种倾向

乡村振兴战略是要服务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是要为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稳定的农村基础。 在不同阶段,乡村振兴战略的任务是不同的,尤其是 2035 年之前和2035—2050 年的乡村振兴战略应该是差异极大的。 2035—2050 年的目标是全面乡村振兴,2035 年之前则是为乡村全面振兴打基础的阶段。 没有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实现,就没有全面振兴乡村的物质基础。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分阶段实施。 当前学界、政策部门、地方实践部门在解读乡村振兴战略时普遍误解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阶段性特征,有急于求成的倾向。     

谁的乡村建设？——基于乡村建筑变迁的观察和思考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乡村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其中，乡村建设中农民房屋建筑类型从特质性的“匠心独具”到同质性的“千村一面”，再到异化性的“自厝同异”变迁路径，反映出传统文化的保护危机，也深刻揭示出建筑变迁背后暗藏的农民与地方政府间的多元矛盾和博弈。此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民主体性被消解，成了被建构的对象或客体，而地方政府却不断强化构建主体的身份认同。事实上，当前乡村建设呈现出五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一是为城市消费者休闲情趣的乡村建设；二是为城市中产阶级家乡情感的乡村建设；三是为地方政府凸显政绩的乡村建设；四是为开发商投资回报的乡村建设；五是为农民生存利益的乡村建设。不同参与者均带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介入乡村建设，直接影响到乡村建设的发展走向。因此，要处理乡村建设中的矛盾和问题，必须强化农民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身份，赋予农民对乡村建设事务的话语权与决定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