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皇室楚歌

浓烈的悲情色彩和歌舞乐三位一体的混融状态,是汉皇室楚歌鲜明的艺术特色,这与现实政治带来的巨大痛苦、汉代“以悲为美”的审美风尚、楚文化本身固有的悲情因素及楚辞歌乐舞的混融状态、汉代倡乐之风的盛行、充分抒情的需要密切相关。对母体文化的怀恋、残酷的政治现实、汉帝王后妃本身较高的文学素养使他们倾情于楚声歌唱。     

从《诗经》情歌看先民的宗教情结

情歌在<诗经>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情节形象地再现了古代社会隆重的祭高禖仪式,这一仪式与先民的生殖崇拜密切相关,不仅反映了人们自由、奔放的性爱意识,揭示了人们对生命的热爱和重视,而且寄托着远古民族浓重的宗教情结,从而使<诗经>具有了深厚的人类学价值和深远的文化意蕴.     

“七月流火”与北豳物候俗解

"七月流火"是《诗经·豳风·七月》中的名句,历来解释"火"为心宿之大火星,"流"为向西偏下。其意是言七月大火星向西偏下预示七月天已寒凉,是古代天文现象的真实记录。但据《七月》产地北豳的物候特征及《诗经》对"火"字的运用体例考量,以直觉通俗的眼光释"七月流火"为七月天热得像下火像着火,非但与豳地气候相应而未尝不可,或许与古诗的原貌更为切贴。     

我国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动力机制研究

B超的滥用、强烈的男孩偏好以及对非法流产行为监控的失效共同构成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充要条件,三者中任一条件不满足都不可能出现出生性别比偏高。尽管B超发明和滥用前出生性别比并没有异常,但也不能说出生性别比偏高与受教育水平、传统文化等因素无关。事实上,这些因素通过影响男孩偏好和B超的可获得性而影响出生性别比。由此出发,促进出生性别比回复正常,短期内应标本兼治,以治标为主———坚决禁止B超的滥用,关键是加强立法和管理;长期内则必须治本———消除男孩偏好,关键是加速农村城市化。     

“十七年”音乐创作与社会的互动研究

十七年音乐在新中国音乐发展史上属于“特例”,既非建国前的“十里洋场”,亦非文革时代的“高快硬响”。音乐创作对传统的“爱情”主题进行了重新阐释与定位,将其放置到革命或者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语境下来论述,使爱情叙事打上了鲜明的政治烙印。但创作者并非完全听从政治指令的艺术木偶,他是以一种更为隐性的方式将创作的触角伸向少数民族题材的音乐,以此寻求“宏大叙事”与“个人情感”之间的平衡。创作出了明显区别于其他时代的爱情歌曲,具有特别的审美价值。     

蒙古民歌中的生态文化研究

目前,一些学者从游牧生产、狩猎活动、日常习俗、法律条文等领域挖掘了蒙古族生态文化,但还未涉及蒙古民歌这一领域.蒙古民歌是蒙古族精神生活的核心之一,具有坚实的生产生活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并且传承至今.这些特征使蒙古民歌成为多种文化的载体,其中包括生态文化.蒙古民歌中体现了生态文化的多样性、群众基础及系统性等,这些对当代环保事业有多方面的启示.     

情感与欲望之间——论"花儿"情歌的基本文化特征

“花儿”情歌的内容,始终游走于情感与欲望之间。本文以此为出发点,简要分析和阐述“花儿”情歌的基本特征。     

彝族民俗歌舞艺术论 ——以景东县安定乡青云村为例

安定乡青云村位于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无量山脉,是彝族全覆盖的少数民族村落,属黑彝支系。青云村虽地处深山, 但村中的彝族传统文化保存完整,民俗活动氛围浓厚。特别是青云村歌舞类非遗项目,如打歌、大帮腔、羊皮舞等,都具有非常 鲜明的彝族风格和地方色彩。由于交通不便、传播方式单一等多重因素限制,学界对青云村彝族民俗的关注甚少,研究尚待深 入。以实地调研取材的内容为主,结合文献史料记载,分析青云村彝族歌舞类艺术的形式及文化内涵。     

元明清时期的汉乐府研究

元明清时期对汉乐府诗旨的探讨表现为以传统的诗教观念来约束汉乐府,以比兴手法解诗,失于穿凿附会和繁琐考证;在艺术形式上则表现为从后来发展的艺术观念来寻找先验的格律,难免拘于旧说。但汉乐府在诗评界取得了经典范本的地位,叙事诗批评开始形成,著作之丰超过此前历代研究者的总和,呈现出集大成的风貌,荟萃诸家众说,是汉乐府研究的总结期和丰收期。     

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浅析

通过分析《毛诗·魏风》《唐风》诸篇的诗旨和安大简自身的特点,认为安大简《侯》《魏》两部分内并无“误置”现象。又从战国初期的历史背景出发,并结合诗旨、春秋战国时期的“用诗”特点,赞成安大简《魏》之所以抄写《毛诗·唐风》中的诗篇,当与战国时期魏国国力强盛、占有晋国故地相关。由于抄写《唐风》诗篇的部分被称为“魏”,因此,抄写《魏风》的部分就不能再称为“魏”,必须改题。从《毛诗》诸国风的命名逻辑看,“侯”极可能是地名。不过,若考虑到安大简的特点,“侯”为爵位也未尝不可。从安大简《侯》《魏》的特殊安排看,它无疑是一个改编本,其底本与《毛诗》应该非常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