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决狱"探析--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主要依据

宋代的“义理决狱”是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运动中的一次升华,是儒家的精神和原则在司法领域内的具体体现。“义理决狱”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司法审判的标准,以调解为手段,以宁人息讼为目的,在调解和息讼中都贯穿着教化的原则。     

《说文解字》关于太阳循环记载的研究

我国古代盛行着太阳崇拜,对太阳循环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因此,作为"先秦历史文化总汇"的《说文解字》对此颇多反映。同时,文字的产生往往有其文化背景,《说文解字》中就有许多以古人太阳循环观念为背景而产生的文字。本文从这两方面入手对此所作的探讨,说明了文字与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     

张留孙及其在元大都创立的道教支派——玄教

张留孙随第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入京觐见元世祖忽必烈后,即作为天师代表留在大都.不久,张留孙因祈祷、治病有功,获得了世祖的宠信,被敕封为"玄教宗师",从而成为一位开宗立派的著名道教人物.玄教宗师在元代共传承了5代.随着元朝的灭亡,玄教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张留孙和其弟子所创立的东岳庙,至今仍是北京地区的重要道教宫观.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陈三立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陈三立研究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发轫阶段、发展阶段、深入阶级。学术界在陈三立的诗歌艺术、文学理论、文化观、文学地位等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但总体来说仍然相当薄弱。     

孙璋《性理真诠》对“太极”的诠释

孙璋《性理真诠》对于太极的看法有四:一是认为“空”、“无”不能表达“太极”的本性,二是认为理学后儒对太极的诠释在一多、前后、虚实、纯杂等方面互相矛盾,三是认为“太极”既非“空”,亦非“无”,亦非“气”,而是“元质”(即天主创世所用的原初质料),四是认为这种“元质”虽然蕴涵于阴阳二“气”之中,但是阴阳二“气”之消长变化的动机并非来自于“太极”本身,而是来自“天主”。他对太极的看法显示,传教士对于中国文化的解释常常是出于传教的目的和需要,因而这种解释往往不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化,明末清初借传教契机所推动的中西文化交往从而也始终未能产生真正的对话。     

论冯友兰“新理学”之和谐思想及其形上学依据

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体系中,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和谐哲学思想。就丰富而言,“新理学”体系既有社会生活方法论中的人与人和谐;又有“天地境界”说中的“天人”和谐。就深刻来讲,以“理”为主要范畴的“新理学”形上学体系,通过其心性论为“境界说”和“社会生活方法论”提供了“最哲学”的形上学依据。     

从“亲亲相隐”制度看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基础——兼论“亲亲相隐”制度于当代重构之法律思想基础

“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一项重要的法律思想,是传统社会中礼治与儒家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而在当代许多国家都普遍设立了关于亲属间相容隐的制度时,这一制度在我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领域却是一个空白,但完善这一制度又是必要的。文章通过对传统“亲亲相隐”原则在制度和理念上的分析,得出在传统与现代的法律理念之间,要重构“亲亲相隐”制度,应如何考虑对建构这一制度在思想基础上的取舍。     

方位标“里”、“内”、“中”的历时考察

汉语方位标"里"、"内"、"中"的用法功能是逐渐丰富发展起来的,方位标"里"、"内"、"中"使用的纠结现象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历时演变特征;造成"×里"、"×内"、"×中"使用上纠结的原因,语体和文体的影响只是外在的因素,其内在的因素是受到了与人类语言表达密切相关的认知心理的影响.     

巨笔华彩绘太阳--论《东君》中的太阳神形象及塑造该形象的手法

《东君》是中国学的第一支太阳礼赞曲，它成功地塑造了太阳神--东君的形象。这个形象包括五个层面：俊逸威武的外部形象；光明的源泉与化身；正义与胜利的化身；勤劳的美德；凡世常人的情态。作运用了三种卓有成效的艺术手法来塑造该形象；恢宏的想象与巧妙的构思；拟人化的手法；强烈的动态化描写。     

退溪“礼缘仁情”中的易学思想

退溪学《易》、讲《易》、述《易》完全是为了进修践履。退溪既继承朱子,又与朱子有所不同。他认为“《易》乃理数渊源之书”,而不赞成朱子“《易》本为卜筮之书”的观点。退溪体悟《易》的时中之义至精,且身体力行之。他主张礼有因有革,有常有变,礼在践履中从俗、从宜、从权,其基点是“缘仁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