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的历史与历史气候研究

寨堡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军事防御性聚落，其修筑的时间、空间皆与区域的战争形势有着较大关系。清代四川省由于多次大规模战乱，迫使乡民修筑了数以千计的寨堡。寨堡的命名主要可分为因自然地理条件和因人文社会因素两大类，前者包括地形、水文、土石、植物等，后者包括姓氏、寺观、神祇、嘉名、人物、神话、形象、纪事等。寨名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了寨堡的选址、用材、作用、历史、精神等内容。     

随机需求环境下联产品系统价格与产量决策研究

基于固定比例生产技术和多产品随机需求的情形,研究了联产品制造商的两阶段产量和价格联合优化模型。通过反向倒推的优化求解,得到了联产品制造商的最优产量和价格决策以及变化规律。同时研究了需求服从均匀分布时,需求波动对均衡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订货成本较低和一种产品的需求波动性较大时,当另外一种产品的波动增大,则该产品的最优订货量增大,同时价格下降。借助数值仿真,分析了价格敏感度和产出比例对最优决策和利润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给定一种产品的价格敏感度时,另外一种的价格敏感度越大,那么该产品的价格就越低,制造商的订货量就下降。当一种产品的产出比例固定时,另一种产品的产出比例上升时,则该产品的价格下降,制造商的订货量下降,总利润上升。     

高职学生网上评教数据的修正与优化处理研究

针对高职学生网上评教存在的问题,采用评教验证机制设置不合理评教的限制。对学生评教数据先剔除异常值,再分别对不同班级、不同课程和不同院系之间的学生评教数据进行修正与优化处理,得出最终的修正分值,降低了因班级、课程和院系的不同而导致的评教数据的差异性,使学生的网上评教能更准确有效的反应出教师的教学水平。     

从主权国家的兴衰看权力博弈形态的转型

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还是科学行为主义理论,都是把主权国家抽象成一个统一的国际关系行为体。这一行为主体有一致的利益,也自然要有一致的对外政策目标和手段。在20世纪,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这一概念抽象是非常准确的。但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一概念抽象逐渐与国际关系的现实相违背。一方面,国家综合实力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具体领域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很多国家,包括超级大国在内,其对外政策的主要阻力可能不是所谓的竞争对手,而是其国内不同的利益集团。这导致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从假设到概念和推理层面,都已经无法解释和预测今天的世界,而权力小博弈理论可以为认识多元复杂互动博弈时代的国际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框架。     

论贤相伊尹的个人素质及其形成

伊尹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贤相,其突出的个人素质表现在精于至味之理、精通耕作之道、创制治病汤液几方面,即懂得如何吃饭、种地和治病。这正是广大民众最为关心的事情,也是治理内政极其关键的因素,只有这三件事做得好,才可能完成"祀与戎"等国家大事。如此全面素质的形成,与其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勤于思索有关。     

历史变局、国家兴衰与发展之路——三次千年变局叠加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每当先进的发展制度开始取代落后的发展制度时，整个世界格局就会进入重大的转换阶段。在中国五千年的发展历史中，有两次重大的历史变局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轨迹并深远地影响了当前中国的发展模式。新时代下的中国作为前两次历史变局影响的客体，曾经既是先进发展制度取代落后发展制度的受益者，也经历过作为落后发展制度主体而被先进发展制度冲击的过程。目前世界正处于第三次先进发展制度与落后发展制度交替的历史变局阶段，作为第三次重大历史变局的主体，在三次千年历史变局叠加的背景下，能否有效地认识、适应并改造利用前两次历史变局的经验与教训，构建系统性、科学性、可行性、领先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决定中国在本次历史变局中能否顺利成为先进发展制度的主体从而实现民族复兴。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施联通对贸易利益的影响

以全球价值链（GVC）参与为视角，基于2005—2015年4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增加值贸易数据，采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利益的影响。结果发现，加强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提高一国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增进该国的贸易利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都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利益的提升，其中通信基础设施还能够通过提高贸易的时间效率对贸易利益产生积极影响。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以设施联通为依托，加强本国的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把握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主动权，以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浙江沿海明清卫所驻地方言的声母比较

卫所制度是明清时期重要的军政制度。以浙江沿海明清卫所驻地方言为考察对象，从北到南选取了最有代表性的16个方言点，通过共时和历时的比较，分析和总结浙江沿海明清卫所驻地方言声母在数量和古今分合上的特点。     

雄安新区科技企业创新能力评价研究

科技企业是实现科技创新的驱动者和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研究开发的重要参与者,科学评价科技企业创新能力有助于企业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在分析国内外新区科技企业创新驱动发展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研发投入、研发基础、研发效益和现代科技四个角度,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科技企业创新能力评价系统,并通过实证分析说明评价系统的可靠性;根据评价系统测算出现阶段雄安新区科技企业创新能力,通过与成熟新区科技企业的比较,发现其短板和不足,力图为决策者科学合理评价、管理科技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Inference and Decision Making for 21st-Century Drug Development and Approval

ABSTRACT

The cost and time of pharmaceutical drug development continue to grow at rates that many say are unsustainable. These trends have enormous impact on what treatments get to patients, when they get them and how they are used. The statistical framework for supporting decisions in regulated clinical development of new medicines has followed a traditional path of frequentist methodology. Trials using hypothesis tests of “no treatment effect” are done routinely, and the p-value < 0.05 is often the determinant of what constitutes a “successful” trial. Many drugs fail in clinical development, adding to the cost of new medicines, and some evidence points blame at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frequentist paradigm. An unknown number effective medicines may have been abandoned because trials were declared “unsuccessful” due to a p-value exceeding 0.05. Recently, the Bayesian paradigm has shown utility in the clinical drug development process for its probability-based inference. We argue for a Bayesian approach that employs data from other trials as a “prior” for Phase 3 trials so that synthesized evidence across trials can be utilized to compute probability statements that are valuable for understanding the magnitude of treatment effect. Such a Bayesian paradigm provides a promising framework for improving statistical inference and regulatory decision ma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