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后学困厄"及其实践超越

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邂逅与牵手,究竟是为马克思主义开辟了诸多自我生成之域并赢得了全面性胜利,还是造成了它的意义放任、思想低迷并陷入合法化危机?面对后现代主义的质疑和拷问,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应执行一种退行性的收敛、紧缩策略抑或是一种积极的扩张、开放计划?时下,关于此类问题的论争,至少有两点已初见分晓:(1)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暂时性合拍,其实对双方而言,都试图实现某种层次上的跃进.(2)"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语,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自我彰显和自我生成,压根无须借助任何"后"学的添加和补充,而是在深入生活、参与实践变革中完成的.     

杜维明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方法论批判

杜维明对贯彻新儒学三期的儒学宗教性问题进行反思,指出以西方话语为背景展开的新儒学研究等于是将儒学客体化,而儒学的真实问题以及精神特性就在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中消隐了。杜维明放弃了从终极存在的角度追问儒学宗教性的思路,回归人自身,从儒学中寻找人对于终极存在的体验,提出儒学独特的认知方式--“体知”。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儒学的宗教性在于对终极存在的肯认与追求。     

贵族化审美意识是文学的超越意识

贵族化审美意识是一种自觉的、反映社会高雅的审美趣味的美学追求,是文学超越性的具体表现。它赋予中国文化以超越的品格,对社会文化品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它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既有积极的意义,也有消极的影响。     

“言道的悖论”及其超越——《庄子》话语策略新探

《庄子》一书的动人魅力与过人之处,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话语方式对“言道的悖论”的成功超越。超越的策略有六:一是揭示语言的工具性本质;二是彰显语言功能的边界;三是对“逻辑—工具性”语言的有限性进行深刻批判;四是采取“三言”笔法进行“诗意言说”;五是运用不断“建构—解构”的表达策略;六是采取“言无言”的话语方式。六大策略不仅使《庄子》成功地超越了“言道的悖论”,而且还摒弃了一切“人言”必然带有的“相对性”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体道真言”。     

形象诗学视野中的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审美化是现代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发达所引发的生活的艺术化形态。但它要求的不是艺术的内蕴,而是艺术的形式,因此,导致了文学作品的物质化、平面化和猎奇化倾向。这样的文学作品缺乏对日常生活的穿越和提升,缺乏对文学内部机制的深刻把握,也缺乏对文学超越品格的追求。文学形象是内视形象,是人们确立自己心灵存在的最好方式。     

“成于三”的思维定势与司马迁思想的结构特征

“成于三”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一个洞察历史的新视点。但是长期以来,这一视点并没有引起历史学界的足够注意。笔者认为,这一视点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义。作为一种思维定势,它突破了中国古代既有的占统治地位的二元对立式思维模式,倡导一种和合式的思维定势;作为一种哲学,它开启了一种新的理论视野和历史哲学,不但瓦解了自足型、封闭型性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语言霸权主义,导引新的意识形态,而且还衍化出一种新的生存智慧或生存哲学,体现了司马迁构建理想化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吁求。它不但成就了司马迁特殊的人格,成为司马迁特殊人格的象征;也成就了司马迁的思想,成为司马迁创新思想的标志。其主要特点是,生成性、超越性、稳定性和平衡性。     

论信仰的心理活动基础

信仰作为一种主体追求信仰对象的精神趋向活动,根源于人类精神活动的能动超越性,依赖于人类心理活动“知、信、情、意”各环节的综合作用。人类不仅仅是一种生物性存在,更是一种超生物性的精神存在,正是人类精神活动的能动超越性,才给信仰活动提供了精神杠杆。而人类“知、信、情、意”的心理活动过程正是实现精神活动的超越性而达致信仰的基本环节,构成着信仰活动的心理活动基础。     

马克思哲学革命与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

从外在角度"静观"人的超越本性是传统形而上学产生的根源,传统形而上学把人及其生活世界二重化,但在现代性的冲击下,由于二元世界的不可整合最终导致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现代西方哲学虽然向现实生活世界转型,但由于不能真正把握人的本真存在,因而没有完全回归到人的现实生活中来。马克思哲学把人还原回其本真生存状态———历史性的生成实践中,站在整个人类学的高度以实践生成思维转向人的生活世界。     

问题意识与超越情怀

问题意识淡漠、运作性不强,是制约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为突显问题意识,需要矫正体系本位意识、功利主宰导向和片面意识形态化。向问题意识转变,意味着在设问方式和应答方式两个方面都应有相应的转变。提倡问题意识,不能抱持急功近利的心态,而要张扬一种超越情怀,并在咨政与怡情、建构与解构、学者人格与多元追求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试论胡锦涛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超越

胡锦涛同志紧紧围绕着“什么样的发展才是科学的发展？”、“建设什么样的社会？怎样建设社会？”这一实践主题，在不断推进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过程中，成功地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性实践超越和实质性实践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