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的视境：传媒作为世界（下）——西方传媒批判理论的四个世界

对于大众传媒作为世界的丰富内涵的阐释,则是传媒批判理论始终如一的目标。具体来说,最初是对于大众传媒作为文化世界的发现;继而,是对于大众传媒作为权力世界的发现;然后,是对于大众传媒作为文本世界的发现;最后,是对于大众传媒作为游戏世界的发现,它意味着文化世界、权力世界、文本世界的消解,也意味着全新的传媒世界的即将莅临。     

皮锡瑞《经学家法讲义》稿本的内容及其价值

保存在《师伏堂经学杂记》中的一组经学文稿,是近代经学大师皮锡瑞晚年讲授"经学家法"课程时所编讲义原稿。这部《经学家法讲义》手稿对先秦至魏晋的经学变迁与得失作了简明扼要的疏理和评述,描绘出魏晋以前经学历史的基本轮廓,其中的新见卓识,更显示出这部隐秘至今的经学遗稿的学术价值。皮锡瑞还在稿中自道其"郑学"研究,有助于今人全面体认他融通今、古文经学的学术品性,确证他决非专治今文家言的经师。     

论红学的边界性

《红楼梦》自诞生以来，被当成各种属性的文本，它在不同的学科领域被接受，而对于任何一个学科来说，《红楼梦》的阅读现象都呈现出一种边界性。这根源于文本《红楼梦》的边界性，它本身具有小说学、经学、朴学的因素。这种边界性正是红学的生机之所在。边界性不等于混乱与无充，从方法论看，红学具有两个世界；事实还原的世界和意义诠释的世界。     

是经济贫困还是文化贫困?--评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好大一对羊》

云南昭通市作家夏天敏的中篇小说<好大一对羊>的深刻之处,是作者对红土高原农民生命处境的烦扰窘困背后的文化贫困进行思考,可作为当下中国贫困山区人们生存状态、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的批判性文本.作品在揭露扶贫工作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给当地群众带来灾难的同时,揭示出来自农民思想意识深处的文化贫困.从而使读者认识到,对贫困地区的扶贫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扶贫,更为重要的是文化上的扶贫.     

胡仔生平新考

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的一部重要诗话总集。该书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文献方面，其间也有胡仔自己精到的品诗论人之语，惜前人对此罕有论及。欲探求胡仔的诗学观点，必先对其本人做以清楚的了解。然《宋史》未为其立传，学界的间或之论亦凌乱和残缺。文章通过对相关资料进行整合，并利用新的文献资料，对胡仔的生平做了较为完整清晰的勾勒，从而为胡仔的诗学批评理论研究奠定基础。     

经史之学与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

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虽从事科举文教育,但不唯之是从,而是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此举上溯于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经史之学的优良传统,根植于孔子“博学于文”的思想主张,来源于以学术导向矫正利禄歪风的迫切要求。生徒只有学充养邃,才会眼界高、气味厚、笔力健。清代一些书院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使得生徒学文不是局限于写作技巧的训练,而是拓展为与炼品、践行、培识的结合。这些书院通过教育,能够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     

北朝熊安生的礼记学及其经学史意义（上）

熊安生是继王肃之后,在南北朝时期的礼学传承和《礼记》疏解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学家,身居北朝,与南朝的皇侃以“三礼学”并鸣。唐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对熊安生《礼记义疏》的文句有相当程度的选取和保留,并有所评判。熊安生对《礼记》的解说和诠释,既显现出对郑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又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色,而且很多内容成为孔颖达《礼记正义》不能不加的引述和必要的参考依据。那么,诸如沿袭郑注而有所引申、提出不同于郑义的解说、称引纬书及其郑玄注以为己说、称引其他经书与典籍以解义等方面,就成为熊安生礼记学的突出特点。另外从孔颖达《礼记正义》当中大量的评议以及后世学者的关注和评价,也可以看到熊安生礼记学的经学史价值所在。     

《考槃余事》作者考辨

万历三十四年(1606)沈氏尚白斋所刻《考槃余事》四卷,署名明代文学家屠隆,后世学者多认同为屠氏著作而加以引证研究,然书中条目所论对象大多已经重见于前人之作。诸多证据表明,该书作者并非屠隆:其一,是书广泛截取旧作,巧加连缀,造为新编,乃有意作伪;其二,《考槃余事》行文风格与屠隆之文绝然不类;其三,屠隆缺少收藏赏鉴之条件与趣尚。藉此,可判定《考槃余事》应是伪托无疑,后之研究屠隆作品艺术以及思想观念,当谨言慎行而不可笃定为权威凭据。     

“鬼女红叶”传说的文本传承研究

日本长野地区至今仍广为流传着一个传说——“鬼女红叶”传说。该传说的文本记载肇始于日本中世,其后几经演变渐渐在长野地区以相对稳定的传承方式固定下来。通过文献研究法,解析该传说的文献记载与长野地区的勾连,沿着时间轴从文本层面对该传说的传承进行研究,理清文本传承的脉络及其情节演变过程,在此基础上考察文本传承所反映的在地化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