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债务协商视角的债转股定量研究

针对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关注的债转股问题，基于债务协商谈判思想，建立部分债务股权互换模型，计算公司证券价格，探讨了债转股对公司价值、破产概率、破产损失成本和资本结构的影响，给出了银行等债权人愿意债转股的充分条件。结果表明：在事先破产清算协议贷款下，事后全部债转股总能提高公司股权价值，但并不一定能提高债券价值。只有其协商谈判能力满足一定条件，公司债权人才愿意事后选择债转股，实现帕累托改进、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其次，在公司股东协商谈判能力的一定范围内，部分债转股能提高公司价值，其最优转股债息比例随着公司资产风险的增大而增加。再次，债转股能降低公司破产风险和破产损失成本，但同时也提高了债券风险溢价。最后，随着股东谈判能力增强，最优协商转股债务比例、杠杆率都减少，而债券风险溢价增大。本文所得结果对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如何实施债转股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需求率受推广努力水平影响的新能源汽车租赁系统协调契约

考虑由新能源汽车租赁企业和政府组成的二级系统，在需求率为随机且与推广努力水平相关的市场环境下，建立了新能源汽车租赁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博弈模型，探讨了分散决策、集中决策、收益共享与成本共担契约下的最优车队配置和推广努力水平，并对三种情形下的最优决策进行了比较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分散决策情况下无法实现系统协调，通过引入成本共担与收益共享组合契约，当契约参数满足一定条件时，该组合契约模型不仅可以实现系统协调而且可以使系统成员达到帕累托改进。最后通过算例分析，验证了模型了可靠性和有效性。     

消费者导向类型与电商全渠道决策研究

从现实出发，基于不同消费者导向类型研究了电商的全渠道决策问题。首先建立电商单渠道销售的基础模型，并得出最优产品组合、价格和交付时间。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消费者为产品导向型和渠道导向型情况下电商采取全渠道决策的条件，得出双渠道产品组合、价格及交付时间的最优决策；并进行了数值验证。研究发现，同一渠道提供的产品其最优价格相同，最优交付时间只和消费者耐心程度及交付成本函数有关。若消费者为产品导向型，仅当双渠道运营成本之差较小且消费者耐心程度较低时，电商进入线下渠道才有利可图，且在线下渠道提供最受欢迎的产品，线上渠道提供剩余产品。若消费者为渠道导向型，电商进入线下渠道必然有利可图，且在线下渠道提供最受欢迎的产品，线上渠道提供所有产品。     

线偏振光电矢量与入射面有夹角入射时的偏振态

讨论线偏振光入射 ,其电矢量与入射面有夹角 (该夹角称线偏振光的振动方位角 )时 ,反射光与折射光的偏振态 ,以及在全反射条件下 ,反射光的偏振态和获得圆偏振光的条件     

数字时代的挑战与教育情报的对策

分析了数字时代的信息特点以及给教育情报领域带来的挑战 ,提出了教育情报面对现实应采取的对策。旨在从某个侧面强化教育信息资源建设的整合度。     

成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研究

由于观念的束缚 ,我国企业成本管理中普遍存在忽视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缺乏价值链分析、成本内部控制滞后等问题 ,它严重地影响了经济效益的提高 ,妨碍了企业发展。因此 ,应采取激励科技创新、树立成本效益观念、研究成本的系统管理、强化企业内部控制等措施对成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认真加以解决     

张克威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经验--在50周年校庆之际对老院长的追思

张克威是中国著名的农学家、农业教育家 ,早年留学美国 ,抗日战争爆发他毅然回国投笔从戎 ,参加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 ,新中国成立前后 ,开始筹办沈阳农学院 ,从此他把一生的精力和心血都倾注在高等农业教育事业上。他思路开阔 ,敢于创新 ,在办学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经验。张克威的教育思想与办学经验有五个主要方面 :积极创办多科性农业大学 ;延揽人才 ,建设高水平的教师队伍 ;注重对学生理想教育 ,培养高素质人才 ;强调理论联系实际 ,推行教学、科研、推广三结合 ;发扬学术民主 ,培养勤奋求实校风。为此 ,“文化大革命”以前 ,沈阳农学院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声誉。     

关于建立我国社会信用制度体系若干问题的探讨

市场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或信用经济,但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处于发育阶段,企业信用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一些失信行为出现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当务之急是要切实加快社会信用制度体系建设,这直接关系到能否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市场效率,直接关系到市场经济能否长期繁荣。从信用管理立法工作、加强对信用行业进行相应的管理和监督等四个方面提出建立、健全我国社会信用制度体系的建议。     

中外合作办学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文章就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合作者的水平和资质、合作办学的监管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几点对策建议。     

论邓小平的代价观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 ,针对中国的特殊情况 ,他不仅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代价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而且还指出中国在改革开放中产生代价的客观必然性以及如何正确看待改革中的代价问题。